因为北韩核武风波，“酣干如牛”网友和“过来看看芦文（李宇）”提出了极为中肯的建议，两人都主张联合美国制裁北韩，不过具体措施不同，前者主张维持朝鲜分裂，但在北韩建立中国的傀儡政权，后者主张联合国际社会，由南韩统一朝鲜。
这些建议的出现，证明了许多网友已经彻底摒弃了共党发明的祸国殃民的意识形态外交思维定式，能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或共党私利出发筹划国事，比李大牙部长高明何止万倍，令人无限欣慰。唯一可以商榷的，就是建议的可行性。令人无奈的是，这些建议之所以不可行，恰是共党昏庸统治造成的。
有趣的是，李宇此文出来后，阿随当即向他提出挑战，比赛谁能提出更蠢的招数，果然就提出了愚不可及的招数，令我叹为观止。看来阿随的才气全花在挖空心思拍共党马屁上了，真到议论国事之时，倒真用得上他自己开的方子：
“小朋友不要讨论这么复杂的问题。跟阿姨多么几个苹果吃，长
长身体，发育一下大脑。今后有你为革命贡献力量的机会。”
这话说得太对了，阿随的专业特长，还是拍马屁，一进入这些严肃领域便只能搞笑了。
那么，阿随到底是如何成功击败所有竞争者，证明他的招数果然最蠢呢？
原来，据他说，北韩核武问题对中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第一，当今世界，“中国是朝鲜唯一还能说得上话的大国”，因此奇货可居，可以用北韩为筹码，为中国换取现实利益。第二，有北韩和其他痞子国家分心，美国就不至于全神贯注收拾中国了，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根据这两条，中国的应对应该是“受控核反应”：既不让北韩问题演成严重危机，又不让其获得解决，拖成无限期的溃疡。
我不知道阿随这国策是不是从李大牙那儿听来的，不过，这种蠢话似乎只有大牙说得出来，盖大牙当年发育时遇上了大饥荒，甭说苹果，连玉米面窝窝头都没保证，当然大脑没得到充分发育是必然的，也值得同情，所以上述疑来自外长的国策虽然当仁不让地属于最蠢招数，但或许也是最值得悲悯的招数吧。
这招数蠢就蠢在提出者连中朝关系症结在哪里、金正日为何反复作怪都不知道，这才会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是朝鲜唯一还能说得上话的大国”，北韩愿意无限期地充当中国筹码，当真是做梦娶媳妇儿。
其实我早说过了，无论是北韩还是越南，走的都是当年中国的路，对中国的态度和毛对赫鲁晓夫的一模一样，都是恩将仇报；怀有的情结一模一样，都是猜疑“老大哥”为了和美国改善关系出卖自己；使用的捣乱手法也一模一样，那就是蓄意挑起国际紧张局势，引发美国的严重关切，以孩子撒泼打滚的方式引起大人注意，以此为自己那被人轻忽的屈辱感寻求心理补偿，使得大国之间出现难题，当年中苏就是这样闹翻的。世上只有李外长那种白吃，才连自家的党史都拎无清，看不出今日中朝关系如同昨日的中苏关系，非常棘手，竟然还一厢情愿地以为人家愿意为自己作筹码！
须知国际外交从来是大国的游戏，联合国设置安理会就是最生动的证明。要挤入这大国俱乐部，比大陆“农转非”还难。已进入该俱乐部的国家意见无论怎样分歧，仍有共同底线，那就是让世界事务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起码不要让小国引起的危机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这就是中苏分裂的基本原因之一。
苏联在二战前一直被排除在这大国俱乐部之外，战后才因西方再也不能忽视其实力而挤了进去。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区别，是他知道核武器的威力，生怕“一粒火星引发核大战”，因局部冲突导致苏美核大战，毁灭了全世界。这担忧非常合理──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小小的塞尔维亚触发的，后来的加勒比海危机也几乎引发苏美全面核对抗。因此，从全人类哪怕是从中国利益来看，苏联适当约束己方不必要的挑衅行为，缓和国际局势，是完全应该的。
但毛看问题的方式却和他完全不一样。在他领导下，中国愚不可及地卷入韩战，被国际文明视为公敌，从此被关在联合国门外，对世界大事毫无发言权，就连普通成员国的投票权都没有，被国际社会彻底“晾干”。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何种应对战略，体现了领袖的心态是否健全（我知道，这话又要被某些人诬蔑为“诛心”，等我写完此文再教育那些文盲吧。其实有关的话早在教育Requiem那学错了专业的专业人士时说过了）。
对老邓那种心理比较健康的同志而言，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审时量力，“韬光养晦”，不动声色地“和平崛起”。但对毛那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野心勃勃想当全世界的领袖的同志来说，没有比被人故意无视更恶劣的侮辱了。所以他必然要使出“对着干”的短期行为来──你既然装做看不见我，我就大吵大闹让你再也无法装下去。这逆反心理最后竟然延烧到中国的恩公赫鲁晓夫身上去，雄辩地证明共党从来不遵守“点菜律”，谁出钱就咬谁的手：赫鲁晓夫出钱挨了毛泽东的咬，毛泽东出钱挨了金日成、黎笋、霍查的咬，当真是天道好还，毫厘不爽。
毛泽东使用的痞子战术，和如今小金玩的一模一样，那就是专门在苏美关系改善时出来制造局部紧张局势，那目的其实不是发动战争，而是效法被大人忽略的顽童，以满地撒泼打滚大哭大闹引起注意。当年炮轰金门，根本也就不是什么内战延伸，而是故意在苏美关系有所缓和时出来给苏联出难题，用鬼子的话来说，毛泽东完全是take calculated risk，事前就严格规定若对方增援，“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他比谁都害怕弄假成真，卷入和美国的直接冲突。所以，“炮击金门”完全是作戏，目的是吸引苏美眼球，提醒他们中国的存在，告诉美国人苏联不能控制中国，警告苏联人不得为了讨好美国出卖自己。
可惜赫鲁晓夫不明白这种弱者心理，对此非常恼怒，他当然有道理──中苏本是盟国，条约规定中国受到侵略苏联必须出兵，而中国竟然擅自发动可能触发中美战争的炮战，事前竟然不跟苏联打声招呼。他再也忍不住恼怒，便在中共建政１０周年的宴会上含沙射影地教训中国同志，“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中国同志自然非常恼怒，痞子也自然有痞子的“道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炮击金门完全是我们的内部问题，凭什么要事前请示你？至于此举可能触发中美战争，苏联因此被迫卷入战火，痞子们是绝对看不见的。
中苏关系从此日益恶化，最终竟然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苏联终于作了史无前例的冤大头──这世上还从来没有将核机密、导弹机密和其他军事技术无限制转让的无私援助。以英美那种历史上形成的“同志加兄弟”关系，美国也从未向英国转让核技术。英国科学家对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出了大力，可后来美国却封锁氢弹技术，英国人只好独立研发。可赫鲁晓夫对中国的要求就居然也就百依百顺，帮助中国发展出了核武器和导弹，可最后这些玩意却用来对付苏联自己。世人只知痛恨越南人忘恩负义，却想不起来毛子的冤大头功练得比咱们娴熟一万倍。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这些别国见不到的特殊问题，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早在《恩仇系列》中讲过了，马克思否认民族，只讲阶级，因此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先天具有“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该矛盾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
具体来说，原教旨彻底抹煞了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规定中苏是阶级弟兄，苏联必须无条件援助中国。这结果，就是援助一方无论如何倾囊相助，受援一方都只会认为那是应该的，不但不会感激，反而还会在对方稍有难色时就起怨恨之心，认为对方背叛了马列主义。
这就是中苏破裂、中越破裂、中阿破裂、中朝破裂的基本理论原因。其间中朝和中越关系最典型不过地凸显了“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
朝鲜和越南在历史上多次被中国侵略，却从来没有受过俄国的害，因此，两国党魁在得国之后，一直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猜忌戒备提防心理，生怕中国吞并了他们。
金日成谋划入侵南韩，按斯大林规定亚洲共运归中国党管理，但他就是有本事背着中国去和斯大林秘密策划。为了把中国彻底蒙在鼓里，连军火都特地用海运，不走穿过中国的近路中东铁路，以致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竟然是从西方通讯上得知消息的。
不仅如此，中国驻朝大使就任初期，金日成拒不接见，让大使只能见到低级官员，行动还受到严密监控。直到美帝在仁川登陆，金日成面临亡国，还不愿意中国派大军过去，而是指望中国派出部队由他们指挥。直到彭德怀带兵出去后，两家还为这指挥权闹得不亦乐乎。后来是斯大林发现朝鲜人和苏联顾问根本不能打，下旨支持中国同志才算了结了这官司。
战争结束后，美军还留在南韩，金日成便忙不迭地烧香送鬼，欢送志愿军回国。中苏破裂后，这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在金日成心中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从意识形态而言，他那斯大林主义者其实认同中国，但从民族利益而言，他认定苏联才是可靠盟友，因此在这两端之间犹豫徘徊，最初半心半意地站在中国一边，还和中共发过联合声明谴责“现代修正主义”，但即使此时他也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以便从两边获得援助（这一套越南人用得最精，巧妙地使中苏双方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正宗马列而竞相援助自己）。
意识形态的认同，并不妨碍金日成出于反对“事大主义”的“主体思想”需要，全面篡改历史，彻底抹去中国参战史实。记得文革后期放过描写韩战的北韩电影，其中绝口不提志愿军，给观众的印象就是那战争从头到尾是北韩人自己打的。志愿军上百万将士的鲜血就这么白流了。
中国文革初期，中朝的“意识形态婚姻”一度破裂，以党内资产阶级为主要敌人的毛思想比金思想还左，导致他一度反水，攻击毛泽东是“左倾机会主义”。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没有直接反击，但受四人帮影响的红卫兵宣传品则回敬以“朝修”。但金日成毕竟有考虑民族利益的务实的一面，后来又和中国修复了关系，继续从中苏双方获得巨额援助。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乃是对正宗马列明目张胆的背叛，当然要激怒金日成，朝鲜劳动党因此公开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在中国承认了南韩之后，中朝关系就跌落到了最低点。如果不是苏联垮了，北韩失去了最强有力的盟国，则中国必然要成为北韩的双重仇敌：意识形态敌人和民族世仇。苏联垮杆并中断一切对外的“兄弟援助”，使得欧洲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诸如朝鲜、越南、外蒙、古巴等骤然失去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最强大的盟友，顿时显得极度孤立与脆弱。
正因为此，这些国家才“勉从虎穴暂栖身”，“咬住仇恨强咽下”，为了维持政权，低首下心和北京修好。就连金胖子也别无选择，只好闭眼不看中国同志无耻背叛阶级弟兄，和他的阶级敌人南韩伪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若不是苏联老大哥再不存在了，这种奇耻大辱他是绝无可能咽下去的。
如果明白这些最起码的史实，则立刻可以看出今日小金与北京完全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权益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 or marriage of expedience）。他对美帝主要是怨恨，对中国则是仇恨。提防“唇齿相依”的中国，恐怕要远胜于提防远在大洋彼岸的老美。
所以，以为中国可以如意控制小金、让他的无理吵闹变成中国外交的如意筹码，也只有脑袋发育不良、牙齿发育超强的同志才会做这种春梦。
这不是说中国对北韩一点影响都没有，上面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中国的影响力乃是北韩的极度孤立造成的。如今唯一愿意理睬并援助那流氓政权的国家只有中国，所以小金不得不效法勾践事仇。但这种关系并非互利关系，而是类似讹诈关系，不但基础非常脆弱，而且每次动用就要引来对方的怨恨。因此，中国的处境非常困难，稍有不慎就要两面不是人，比当年赫鲁晓夫所处的困境更甚百倍。
阿随说什么有朝鲜吵闹，可以分美国的心，这话原也不错。我早在９１１事件发生时就感谢过回回，说苏联老大哥垮台后，中国变成了世上仅存的共党大国，必然要跃升为美国的头号意识形态敌人。幸亏回回们出来搞这一下子，把老美的注意力全吸引过去了。如果中国人民知道感恩，应该每人都给人家写封感谢信。阿随那些话，恐怕就是从我的旧作中得来的启发。
可惜阿，朝鲜不是中东。小金在那儿吵闹，只会不断刺激日本和美国。两国都要求中国管束朝鲜，可惜中国力不从心，并不能如意控制小金。于是便处于动辄得咎的地步：不管即招致对方怨恨，管则招致小金怨恨，最后只能两面不是人，恶化中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而我已经说过了，良好的中美关系乃是共党政权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幸福线，只有以阿随为首的曲线倒共分子才唯恐中美关系不恶化，不破裂。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酣”网友还是李宇网友的分析都非常正确，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着眼，北韩乃是必须迅速割除的毒瘤，但我党绝不会这么干，次要原因当然是北韩是中国不断投入大量资金买来的烂股票，弃之不甘，但主要原因还是意识形态上的。
须知我党虽然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思想，但意识形态上的惯性思维却牢不可破，那特点就是仍将共党国家视为手足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冷战思维定式依然存在。这就是罗马尼亚齐奥赛撕裤被处决何以在中共高层中引起了巨大震动。简言之，这世上任何一家独裁政权垮台，都要使中共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连傻大木垮台都这样，遑论当年的同门弟兄北韩政权。
这种病态心理常人无从理解，但确实存在。因此，酣网和李网的建议虽然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不符合我党的病态心理，因而也就不符合中国国情，毫无可行性。Once again，在这个问题上无解，北韩乃是中共永远无法脱手，永远只能往里贴钱的烂股票。Once again，和其他国政问题一样，无解乃是我党在全面背叛马列毛主义后还要顽固地继承毛共政权留下来的沉重包袱造成的。
其实我也不用说这么多，眼下明摆着，如果我党真的以国家利益为重，为何不扔掉马列毛主义那块早就名不副实的招牌，公开宣布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决裂，将共产党改为“人民党”、“社会党”一类名称？这些事不花纳税人的一分钱，也不会在国内引起任何震荡，但立即就能改变中国的国际形像，避免中国继苏联之后充当文明世界的众矢之的。我党在国际共运在全球破产、自己也全面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还要择恶固执，死抱着过去现在将来都祸国殃民的沉重历史包袱不扔，绝对只能用私利熏心、罔顾全民利益来解释。
最可气的还是，谁要胆敢指出这点，他们就要诬蔑人家“诛心”，似乎“诛心”不是共党暴政的耻辱一般。不过，这是另文的话题了。
2006年10月9日
Sunday, October 29, 2006
哀哉，金庸大侠！
前两天在隔壁文化论坛谈金庸与古龙，谈完后又去把网站有关金庸的帖子统统调出来看了一番，看到３年前《南方周末》采访金庸的访谈录、李勇的《武侠小说作者金庸的投机和伪善 》以及云儿的《金庸与基本法》。这些文字我过去都没看过，看完后不禁仰天长叹，深为金庸扼腕。
我当然知道不断有人骂金庸，说他伪善，说他媚共，说他出卖港民利益。特别是在香港制定《基本法》那阵子，当地媒体除了左派阵地之外，当真是恨之入骨。有篇文章的题目我至今难忘：《查良镛倚天屠民记》，那骂得非常巧妙、生动而且准确，唯妙唯肖地画出了一个仗势欺人的公门鹰爪孙。但毕竟事不关己，我始终不太明白港民在和“北大人”争什么，所以也没往心里去。直到前两天看了上面所说的三篇文字，这才深受触动，仔细盘点了金庸一番。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又让小钟痛恨了，对不起阿），本人是个臭名昭著的金迷，爱上这种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实在有点不好意西。好在还有云儿垫底──我再堕落也没到她小人家那份儿上，居然喜欢倪匡（卫斯理）的伪“科幻”和高阳的历史小说，细细。
不过，好歹算是个稍知西方文明的读者，我喜欢的主要是金庸小说的艺术技巧，和文字载运的教化内容毫不相干。这“油水分流”的本事乃是在文革中练就的。记得在旧作中交代过，那阵子我的脑袋里分了许多格（compartments）。一首革命歌曲入耳，那“毛主席呀阿阿阿”就直接从谷道里排除了，而那“迷唆拉唆拉唆”则常驻心中，曲子与歌词绝对不搭界。离开这种“二元分离法”，一个喜欢文艺的知青根本就没法在那种暗无天日的世道中生活下去。
尽管如此，我在读第一篇金庸小说时，仍然意识到金庸思想觉悟非常之低，的确是旧武侠小说的传人。他和其先驱的区别，只在于从西方学来了许多高明的技法，因而在艺术上更成功而已。从某个角度来说，他的思想境界甚至连韩非子都不如，后者早在公元前３世纪就知道“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也就是鬼子说的“把法律抓到自己手上”。只有在一个公民对官府主持公道彻底绝望的病态社会里，才会出现这种“侠客崇拜邪教”。而２０世纪宣扬这种邪教的文艺作品居然是畅销书，至今没出个塞万提斯一劳永逸地扫荡之，似乎说明国民觉悟至今还远远未到１７世纪西班牙人的水平。
在这方面，古龙倒绝对超过金庸。在隔壁那篇谈金论古的文字中，我糟蹋了古龙一番，旋即心里觉得不踏实，赶快去恶补了一番《楚留香传奇》，发现老古的现代意识决非金“大侠”可比。他笔下的楚香帅尽管也劫富济贫，但从不杀人，理由是任何人无权夺走他人性命，只有司法机关才有这权力。
金庸则连这点起码的公民常识都没有，这才会在《射雕》中让裘千仞使言语僵住追杀他的侠客们，说如果谁没有杀错人，这就请上来杀他，他绝不抵抗，一时众人都因内疚而无法动手，此时洪七公如党电影上顶天立地的老八路一般，一身凛然正气地站出来说，他杀的都是大奸大恶之徒，从未杀过好人，所以有权出来结果裘的狗命。这种无法无天的胡言乱语，居然也就能让大批现代中国人包括所谓“民主精英”为之热血沸腾，似乎只说明了许多国人的公民意识是何等薄弱。
记得费正清曾预言文革有可能再度在中国爆发，我觉得此言非虚，世上似乎再没比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中国民众更天生倾向于“自己执法”了。所谓“造反有理”，不就是暴民自己起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么？而毛思想之所以能在广大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似乎和草根文化中流行的“侠客崇拜邪教”分不开，这一点李劼先生已经在剖析《水浒》的文字中指出了。
直到今天，这种“民众自己执法”（鬼话称之为lynch）仍然是许多国人的天然冲动，网上每时每刻都能看到生动表演。前些天王司令闻鸡起舞，如同战马听到久违的军号一般，听到施明德在大洋彼岸一声微弱呼唤，顿时就全身肌肉一支愣，昂首长嘶，想冲出久卧的枥下去。而中国工党的方圆先生见到网路犯罪，第一念头就是代所在国司法机构执法，悍勇绝伦去“抓鬼”。可见这冲动已经成了许多国人的第一本能。
在这点上，党朋与民朋其实毫无差别，两者不同的只是政治立场，那本性乃是在同一个野蛮模子里拓出来的。他们虽然口口声声不离“法制”（顺便提醒和合，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连党中央都改口说“法治”而不用“法制”了，如今的口号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其实是出于对既得利益而不是法律程序的尊重，否则“狼羊律”那种土匪哲学也不会成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了。倘若现有社会秩序再度翻转过来，他们变成了羊，只怕第一个反应就是揭竿而起杀“民匪”。
金庸小说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特色，还不光是像所有武侠小说作者那样歌颂“以武犯禁”的hooligans，而是非常自然地把草根“侠文化”和毛共“造反有理”教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２０多年前我在火车上第一次读到《碧血剑》，就意识到作者是个“左仔”，歌颂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直接倾覆了明室、引来满州入侵的悍匪闯贼，鞭笞温家五老那种“恶霸地主”，那政治倾向非常鲜明。他甚至比我党无耻捏造刘文采“收租院”、“水牢”走得还远，居然创作出以杀人越货采花起家的缙绅巨室温家来，其子弟温南扬竟然抓住草民就往石墙上扔、意欲将对方砸得脑浆迸流，似乎该地乃是土匪山寨，完全不受朝廷王法管束，可以草菅人命。
老芦无知，还不知道传统社会的恶霸地主是否真的超越于官府的王法，可以随意抢劫强奸杀人而不受惩罚。这在豪门贵族家似乎还可强辩一下，但石梁镇的温家似乎不过是个土财主，连乡宦都不是。按说这种人家只会成为官府的敲诈勒索对象，不意竟然能享受超越王法的特权，当真是匪夷所思。熟悉中国历史的老金竟然编造出这种劣等神话来，似乎只能用他的政治偏见来解释。
当然，和梁羽生比起来，金庸似乎还没那么左得令人讨厌，起码艺术包装非常高明，让你从头到尾陶醉在惊险情节中，顾不上去注意被包装的政治糟粕。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据李勇先生的文章，原来金庸是个黑得发亮的黑崽子，他父亲查民卿老先生在中共“解放”浙江海宁时以“资产阶级”、“恶霸地主”等罪名被枪毙，他本人不得已在１９５２年仓惶逃往香港！
既然是这种背景，那又何苦去为杀父之仇抬轿，利用通俗文艺宣传党文化，委婉告诉不懂历史的青年读者，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血腥、最凶残的暴民造反──毛共革命乃是“侠之大者”，而倒在“镇反”、“肃反”等无数杀人运动中的牺牲者包括他家老先生在内，都是温家五老那种大奸大恶、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的罪犯？
当然，不能排除故查老先生确实是温家五老那样无恶不作的恶霸，而金大侠为国为民，大义灭亲，也是有的。但即使如此，那似乎也是个例，似不能以此去justify只能祸国殃民的暴民造反。谁都知道我党和闯贼、发匪、拳匪的传承关系，这一点就连他们自己都毫不隐瞒并引以为荣。以区区个例作为论据去歌颂闯贼，那作品的社会效果就连盲人都能看出来。
更重要的是，如果金大侠立志为民除害，早在“解放”前就可以去向立法执法比现代中共完备万倍的独立司法系统首告。即使告不准，凭他的一枝生花妙笔，还可以到各大媒体大声疾呼，绝对不会如今日那些异议人士一样，给政府抓到黑牢里去。我就不相信他无法代被他家老先生害死的无辜生灵伸冤。然而他似乎并没有这么作。
说到底，查老先生被我人民政府无情镇压，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罪有应得，要么冤枉送命。无论是哪一种，金大侠的道德立场都令人无法恭维。
如果是罪有应得，则金大侠当初竟然默认容忍他爹到处抢劫杀人采花，还把佃户抓起来往石头墙上砸，似乎说不过去吧？就算是传统道德决定了“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他总可以离家出走，“不使人间造孽钱”吧？最低限度他可以遁入空门，以此断绝和那个罪恶家庭的关系。传统社会固然强调孝道，但也从来不曾反对或制止过此类行为，是不是？
而且，就算查老先生罪有应得，那也不等于毛共为了“必须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巩固”的目的发动“镇反”，大规模杀人的无法无天的野蛮犯罪是可以默认的吧？仅仅因为自己的父亲死有余辜，就默认这种遍及全国、危及全民的史无前例的野蛮屠杀，甚至写出小说来曲为之辩，说得上高尚么？
如果查老先生和倒在毛共无数屠民残民运动中的绝大多数受害人一样，是完全无辜的，那金大侠这么做，就决非有点血性的男儿能理解了。或许，他可以自辩，说为了国家富强，大多数人民的幸福生活，必须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杀掉一批无辜者，他家老先生就是为此给祭到那神坛上去的高尚牺牲，而他本人为国为民，超越了一己私仇，默认并原谅了这种犯罪行为，本身更是高尚得了不的。
这的确是为毛共犯下的滔天大罪的辩护士们使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借口，当然很高尚，可谓“义薄云天”，正是金大侠最爱使用的成语之一。可惜敝人太低贱，实在无法明白这“越薄越好”（韦小宝语录）的大义：如果一种政权竟然需要屠杀来维护统治，而且不惜滥杀无辜，那这种政权推行的事业还能称为高尚么？既然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可以滥杀无辜，那生活在这种野蛮血腥政权下的每个公民还能有什么安全感可言？难道文革不是这罪恶理论的逻辑展开？金大侠又何必因我党终于将革命进行到了底，而骤然改变原来的左倾立场，疯狂反对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莫非就因为这一次的受害人是过去的施暴者，不是他家老先生那种土豪劣绅？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据李勇先生文章，金大侠逃到香港去后，竟然透过香港左倾亲共势力向中共政权上书，表示可凭藉他的外文能力，为中共那个土八路云集的政权从事外交工作。可惜他热脸贴到了人家冷屁股上。他根本不知道要毛共信任一个黑崽子，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何况是他那种毛泽东在内部讲话中反复提醒高干们注意的“和党有杀父之仇的人”！外交部门乃是毛共最重视的部门（也是他们最没本事玩转的出丑场），周恩来多次强调“外交无小事”，岂会让这种家有“杀关管”的黑崽子涉足其间？金大侠“爱国爱民”心切到丧失了起码的理智，只能让后人读史时齿冷。
我当然不是在此主张金大侠应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从此和我党势不两立，必欲推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而后快。本人从来反对毛共罪恶的“阶级斗争论”，认定那是撕裂社会、颠覆社会文明基础的万恶之源，历来提倡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全民和解、民族和解、朝野和解。但这并不等于不从理论上清算中共对全民犯下的大罪。在这些罪行得到彻底清算前，我党虽然在过去２０年中有改恶从善表现，但仍然必须以戴罪之身出现于全民之前，只有这样才还历史以真实，也才能震慑儆戒罪犯，预防他们在未来再度犯下类似罪行来。
我早就指出过，毛共对全民犯下的大罪，远远超过了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如果说德国重建为文明国家的前提是去纳粹化，那中国要从野蛮国家变成文明国家，第一件要作的事，当然就是彻底清算马列毛邪教的罪恶理论及其实践给全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才是真正实现全民和解的前提，不此之图，则毛泽东的罪恶理论迟早要再度颠覆中国现政府，把全民再次推入血海之中。
哪怕是那些出于私仇和共党势不两立的倒共派，虽然其从事的事业只会有害于中国，但那只是功利上的不合理，并非道义错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人的出现，乃是我党作恶累累种下孽因收获的孽果。人家被无辜残酷迫害，当然就有足够的道义理由去报复，这种反应起码符合我党以及金大侠的“理论”，我党根本就无从指责人家，要不何必教育大家“夺过鞭子揍敌人”？
可党朋们却把倒共派恨到骨子里去，似乎“报私仇”成了天下最卑鄙的勾当，却忘记了是谁先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又到底是谁应该为“复仇派”的出现承担责任。这种赤裸裸的二重标准，倒让我想起了金大侠虚构的石梁镇温宅走出来的好汉们。记得温南扬的理论就是：“男子汉大丈夫去采花，用强不从，一刀杀了，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党朋们似乎走的比这更远，竟然连受害人骂两声“土匪”都要义愤填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倒和我党在６０年代以全民规模进行的“忆苦思甜文学创作”颇为相似。我曾经指出，我党当初为大家描绘的那个“万恶的人吃人旧社会”基本是虚构，起码儒家和佛家（特别是后者的因果报应理论）的熏陶极大地降低了为富不仁者的发生率，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今那个虚构的地狱真的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了，在传统道德被我党彻底扫荡之后，“不仁才能为富，为富必然不仁”已经成了标准社会实践。
类似地，金大侠捏造的靠杀人越货强奸起家并称霸一方的温家五老，基本没有可能发生在传统社会，但在如今中国已经成了现实。而超过“温南扬理论”的党朋言论，更证明这些同志中的确富集了温家子弟。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似乎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翔实脚注。这儿难以确定的只是，金大侠高尚地忘记杀父之仇，积极投身我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全民伪造历史活动，对幻境最终成真究竟应该承担多少道义责任。
一说到道义责任，似乎便进入了民朋们的“道德政治学”专业领域。这些同志的拿手好戏，乃是躲在安全的海外骂“共奴”，责怪知识分子不起来作林昭，说共党之所以能犯下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就是人民惯出来的，却忘记了凡是大陆出来的人都曾是共奴，包括芦某在内。这话早就说过了：真是英雄，早就在黑牢里烂光了。就连魏京生能活下来而且竟能有个明确固定的刑期，也全靠他是在邓时代而不是在毛时代犯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党在历史上当永垂不朽。中国历史上还从未见过毛共那种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政权，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奴化子民、维护统治、巩固政权之上，为此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和邪恶的那一面，发展出一套邪恶巧妙到匪夷所思的“整人学”和“人类控制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彻底剥夺公民建立发展独立人格的可能，使得所有的人每时每刻都处在社会无微不至的监控下，在精神上哺之以由党精心调制出来的饲料，从而把活人变成了按照党的蓝图精密生产出来的“齿轮和螺丝钉”，个个一模一样的“标准件”。
这种规模宏大而又无比精致巧妙的精神犯罪，在人类历史上还未之前闻，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来看，堪称人类智力活动能达到的最高峰。毛共在整人上显示的绝高智力，与在建设中显示出来的绝对弱智一般辉煌，同为后世学者必须世世代代研究的人类创造出来的奇迹。
万润南兄曾转贴过易中天先生写的论陈寅恪、钱钟书和顾准的文章，过来人看了不禁百感交集。“新”“旧”社会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以气节为荣，而“新”社会的知识分子以气节为罪，而气节正是保持独立人格的前提。此所以国民党从来控制不了学校，更不用说学术研究领域了，那些地方从来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哪怕遇到暴君，士大夫总可以选择不合作，“明朝散发弄扁舟”，去饿死在首阳山上。
然而在毛共面前，便孟夫子复生，谅他也没本事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我党执政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演人类始祖将猛兽驯化为家畜那一招，掠夺了国家所有物质和精神资源，控制了每个人的粮道，使得全民成了由我党饲养的“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奇蹄目”（马悲鸣）或“偶蹄目”（牛乐吼），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养谁？不是人民养共党，而是共党养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您要是效传统士大夫讲气节，立刻就面临粮道被掐的最现实不过的危险。那还是小事。旦夕间，您的所有亲朋故旧，上至高堂，下至儿孙，旁及配偶、兄弟姐妹、三亲六戚、刎颈之交、得意门生，全都反目成仇。您立刻就要变成新任丐帮帮主，被他们尽情咳吐。没有哪个人能在这种煎熬中挺过来，而这就是我党整人神功的原设计目的：你们臭知识分子不是最讲面子么？老子就是偏偏要把让你最心爱最珍视的人，亲手把你的臭面子无情地撕成片片！
这就是我党所谓“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彻底打断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脊梁骨，让他们从此变成百依百顺的鹰犬。而全体中国知识分子果然统统成了“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那不是他们太懦弱，而是我党的邪恶手段太高明。
所以，只有丧尽天良的民运垃圾，才会讥讽５７年的“右派”自作自受，动辄指责国内同胞没有骨气，“跪着造反”。说句对死者不敬的大实话：世有林昭那种烈士，我觉得大概是她的心理天赋特殊使然，起码不在数理统计所谓“正态分布”的绝大多数分布范围内。
上面说的是价值观已经形成的知识分子。对青年一代，我党使用的则是邪教洗脑。它严格控制了所有的信息流通，只将邪教教义反复灌输给你。这洗脑的操作机制，就是巧妙地利用是人都有的善恶感与是非观，把党打扮成正义化身，把党的一切敌人妖魔化为邪恶象征，培养出你的深仇大恨来，使得你变成疯狂的野兽犯下大罪来之后，还以为是在为了人类最崇高的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这就是大陆为何有过那么多金庸式“大义灭亲”的高尚之士。我的一位本家伯父在“土改”中被定为“恶霸地主”，从兄（那位伯父的长子）不但带着贫雇农抄了他的家，把所有的藏宝之地悉数指出来，而且在斗争会上义愤填膺地痛打了他。最后他被枪决，从兄风光了几天，“火线入团”，利用价值耗尽后，便成了“与党有杀父之仇”的天然嫌疑犯，在受尽歧视后终于醒悟过来，余生备受良心煎熬，最后英年早逝。
我在回忆录《黑崽子》中交代过，就连小芦自己，当年也差一眼眼就成了背叛家庭的英雄。如果不是文革爆发，红色恐怖断了我的单相思美梦，我一定会在那罪恶的道路上滑下去，不知伊于胡底。那些红崽子们虽然可恨可鄙，在这点上倒真是我的恩人，是他们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无情当头棒喝，及时地把我从邪教的迷梦中打醒了。
所以，如果金大侠生活在大陆，无论他写了什么星宿派的无耻言语，我都决不会说三道四：哪个大陆出来的人，“民主”壮士烈女们included，不曾在无数政治学习中说过那些无耻话语？难道胡平先生那“笔杆子”当年不曾写过见不得人的马屁文章？难道民朋们当年就连一篇作文或检查都没写过？既然自己也曾无耻过，如今到底有什么脸皮站在干处发燥音，以“民主阿亚图拉”的身份大义凛然地骂“共奴”？
然而金大侠却侥幸逃到了自由世界，面对的是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的歧路：
第一条路：加入国民党蒋匪帮，投奔台湾或加入香港的反共势力，这从公义私情来说都无可指责，以公义而言，进步的国民党代表文明，反动的共产党代表反文明；以私情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第二条路：从私人恩怨中超脱出来，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而不是私人立场上，保持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独立，效法胡适等先贤，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与爱护，暴露抨击并从理论上彻底清算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团中共，尽一己绵薄唤醒国人对共祸的警觉，预防类似灾难在其他国家或在未来中国重演，这就是芦某最后走上的路。
第三条路：效法先贤在乱世中作隐士，不问政治，潜心学术研究、纯文艺创作、经商等等与政治不搭界的行当，至不济也可以如鲁迅遗嘱所言：“谋点小事情过活。”
第四条路：也就是金大侠走的那条，亦即先在左仔阵营里参与全民伪造历史活动，靠杰出的文学才能显露头角，成名之后再以巨大声望作为政治资本，投身政治活动，参与起草“基本法”，出卖在他遭难时庇护收养了他的香港人民的利益，并歌颂带来巨大民族灾难的共产党，谴责万恶美帝，歪曲攻击保障了他名利双收的言论自由。
据《南方周末》的访谈录，金庸自己似乎也颇后悔他当初作出的自由选择：
【南方周末：您年轻的时候第一选择是从政做外交官，后来您做了报人和小说家，而且都很成功，但是您又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学者？对社会的影响来说，学者的作用并不见得比记者、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现在的想法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我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们也差得远。我自己很惭愧。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些现在没有用的事情，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现在我觉得学问不够好，开始学著写点儿文章，也觉得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这个文字也不懂，那个文字也不懂。那么早一点儿，三十年前我学这个东西那就好了。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
听金大侠的意思，他自己最大的心愿原来是作学者，现在对此愿望落空而感到遗憾。他老人家人生的一大缺陷不是良心问题，而是学问不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太过于无私：“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
老实说，伪善也见多了，无耻到这个地步的倒也不多见。原来金大侠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办报纸，乃是如同芦某一般是在网上无偿奉献，免费娱乐别人，“自己却没有什么好处的”，那请问您那超级富豪是怎么当上的？敢情那不是好处而是坏处，那您为何不遵循李敖建议扔了那些孽障，把大部分家产捐给希望工程？
既然作学问如此重要，以致学问不够竟然构成了您人生的一大缺陷，那请问当初到底是谁用枪逼着您去做文化商，不去专心求学？凭您的英文造诣，要考上英美的奖学金又有何难？就算考不上，先得卖文谋生，财富聚敛到一定程度也足够支持您负笈放洋了吧？芦某年近不惑才得以出国留学，和小青年们拿一样微薄的奖学金，还得养家活口，您若真的如此重视学问，又为何不能在更优裕的物质条件下完成学业？如此表白自己，简直是对天下人智力的放肆侮辱，我看只有一个效果，那就是证明“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大陆俗话是为您度身定做的。
的确，“得了便宜还卖乖”真是金大侠为人风格的逼真描写。在同一访谈中，他向记者坦率承认：“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们也差得远。我自己很惭愧……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我这个院长实际上是挂名的，没有怎么做过具体的行政工作，日常的工作由专门分管的副院长他们管，我没有时间和精神管这些具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也给他们出点主意。”明知自己学问不如手下的教授，而且当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不过是挂名，那还有什么脸皮赖在院长的位子上？难道中国尸位素餐的饭桶还不够多？
耐受不了学者的清贫与寂寞，沉迷流连于珠环翠绕的影艺圈中，善于找到通俗文化商品的最大卖点，针对最大的市场需要，以文学创作致富，等到发了大财之后再来“玩清高”，装模作样说那并非自己的初衷，羡慕的还是博学多才的真正的学者们，这些说来都是人之常情，未可深责。就连按党文化套路投入伪造历史的人民战争也可以原谅。我最无法理解的，乃是金庸到底是哪儿来的冲动，非要在名利色三收、人生无憾之余去冒充“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根据云儿介绍，金庸乃是香港基本法草委会成员，“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负责起草基本法中最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香港政制方案。他的指导思想，亦即他自称“老奸巨猾”的谋略乃是：“我十分希望香港的民主运动进行得很顺利，始终能符合我们共同的目标：稳定繁荣、自由法治。如果民主运动损及这基本目标，我们宁可不要民主，不要普选，就只象迄今为止的目前的香港好了：‘有稳定、有繁荣、有自由、有法治，没有普选、没有民主’。”用我自己的话来替他总结便是：“惹恼了中共对香港没好处。”
这些说法不是毫无道理，与芦某首倡的“民主恩赐论”颇有暗合之处（虽然我反对的乃是以中共式群众运动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内有理有节的斗争）。不仅如此，我还在其他文字中指出，对于草民来说，民主其实没有自由、法治重要，只有政客才会关心行政元首是否由选举产生。所以，似乎可以说我和他一样“老奸巨猾”吧。
不过我和他有个重要区别：芦比金更懂伟光正，也更以人民福祉为念。如果芦某处在金某的地位上，就绝对不干出“倚天屠民”的烂事来。
金大侠生活在香港，居然不知道港人为何甘于接受大英总督统治，而在面临丧失殖民统治时，民主热情却突然高涨。那说穿就是一句话：相信外国征服者远远超过了本族“解放者”。大英总督虽是异族，但人家从来讲信义，不兴贪污，更不兴胡乱杀人。只要人家呆一天，香港的自由与法治就有保证，而稳定与繁荣也就随之而来。
但“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共产党来了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香港绝大多数居民都是从大陆逃出来的，岂有不知敬爱的党的脾气之理？此所以李大牙李爆牙李獠牙李巨牙李伟牙李猛牙李壮牙李丰牙李飞牙李突牙李歪牙李斜牙李兽牙李象牙李猛犸牙李恐龙牙要问：“你爷爷奶奶有向英国人要民主吗？你们为何不学习爷爷奶奶，却专门向共产党要？”（注，后面这句是我为那惊天动地的白痴补足的）那道理是人都懂，世上只有李Ｘ牙一类共党弱智丧德痞子不懂：港人的爷爷奶奶相信英国征服者，这一代港人却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本国“解放者”，所以想让行政元首的任命处于自己控制下，免得日后我党变卦，没本事在内地造几十个香港，反倒在香港造出几十个内地杀人场来。
以金大侠之聪明、侠义心肠以及自认对中共的了解（他自己说：“我自己比较骄傲的是，可能我对中共了解得比别人多一些。”），要作“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此其时矣。连彭德怀都能“我为人民鼓与呼”，并无杀身大祸的金大侠何以不能为港民尽量争权益？那并不是我党可以随时重兵血洗的内地，而是万众瞩目的国际大都市。开罪了中共，最大的恶果无非就是中共解散草委会，另挑人马重起炉灶，难道竟会为此推翻对英国作出的国际承诺，悍然在香港实行内地式暴政不成？死要面子的中共绝对丢不起那脸，去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没有能力管好香港，所以哪怕就是尽了举国内囊也要养好香港，确保香港稳定繁荣是他们决不会自行越过的底线，所以北京的让步空间决不是金庸自作聪明地揣测的那么小。
不仅如此，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维持专制制度运转的前提是处在一个封闭系统中。如今第三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乃是欧美那种富于侵略性的生活方式为人民提供了一个参照对比物，使得传统专制制度再也难以长治久安了。在这种国际大气候之下，中国人当然只能尽快学会转换生活方式。因此，香港若能变成实验民主的政治特区，将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香港一地人民的福祉。此所以我反复在旧作中鼓吹“内地香港化，香港民主化”。
因此，任何一个以港民福祉为念、以全国人民福祉为念的人，身处此境，都只会“尽人事以听党命”，也就是在党下令前，拼命去讨价还价，力争让我党退到最底线，而不是“听党命而尽人事”，也就是自己揣摩圣意作积极分子，倒过头来为党向港民拼命压价，可惜金大侠偏偏就是这么做的！
不仅如此，他一开头的意思，是说“民主虽然好，无奈党不准，如果惹恼党，反倒害香港”，实质是功利上的策略考虑，虽然如上分析并不成立，但毕竟还不是良心问题。
但“倚天屠民”曝光后，引起了港民愤怒的抗议风暴，舆情纷指他出卖了香港整整一代人的民主权利。金大侠便在其主持的《明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没有一国的行政首脑是直选产生的》、《直选首脑，少之又少》、《民主国家如何选出行政首长》，引经据典论证行政首脑自古就不是由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暗指直选行政长官为不合理要求。于是，在大侠的生花妙笔下，原来“求不到的好事”竟然成了“根本不该求的事”！
这就是金大侠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这竟然是父亲被屠杀、家产被抢光的人干出来的！如果他自己没有那血泪经历，那么，如此“倚天屠民”似乎还可以原谅。但香港人民当年在他国破家亡走投无路之际，慷慨地提供了庇护所和日后的飞黄腾达基础，如今人家不幸遇到“大限”，当此关键时刻，他不尽一己绵薄庇护港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去自作聪明，为虎作伥，为党压价，干出这种事来，似乎再宽容的人也无法为之辩护。
然而金大侠问心无愧。后来就来了８９学运，５月１９日下戒严令，次日他便愤而辞去基本法草委和咨委的职务，声称“不能与这样的政府在政治上有任何交往。”六四屠城发生后他更是老泪纵横。可即使在此时，他还要说什么：
“１９８８年，我倡议主流方案，很多人说我保守，但我和鲁平、李后有著较长时间的接触， 我觉得‘主流方案’已经是他们的底线了……我可以说，当日我争取不到的，全世界也争取不到，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在此，金大侠再一次公开嘲弄了天下人的智力，浏阳河绕来绕去，又绕回原地去了。他最后毕竟还是承认了：原来，香港的民主直选，并不是他在多篇社评中暗示的那样是不合理要求，而是应该争取可惜无法争取到的好事！
令人百思不解的，还是金大侠那些蓄意误导欺骗国内人民的公开演讲。李勇先生的文章引用了其中一些名言警句，读来真不敢相信就是出自那位为国为民之大侠之口。
关于虚伪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金大侠如是说：
“资产阶级的传媒也是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也不免假话连篇。”
“西方国家通讯社报导新闻，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与标准，将公理正义完全归于他们国家的一方，例如朝鲜战争期间，所有发布的消息全对美国及其联军有利，似乎中国志愿军与北朝鲜军队不堪一击。但事实俱在，最后还不是在三八线附近停战，签订协议。”
“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
根据大侠的逻辑，在中国那种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所有人的大老板，当然只有它们才能享受新闻自由。所以，国内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像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
“我们新闻工作者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跟随党的政策。”
这些话，恐怕连现在的中宣部长都说不出口来吧？而这就竟然出自长期生活在自由世界、终生从事媒体工作的老报人！
难道金大侠不知道，这世上只有共党国家把全国媒体变成史无前例的庞大谎言机器，有本事将抗战八年一共打死８２６名日本兵的共党，吹捧为“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将北韩对南韩的大举入侵，歪曲为“在杜勒斯策划指挥下，南朝鲜走狗李承晚指挥伪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中共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为外人火中取栗、自绝于文明世界吹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吹捧为“特大丰收”，把祸国殃民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规定为每个学童必须倒背如流的“三大法宝”、“三面红旗”，把迫害了起码１／８公民的文革吹成“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８９年发生的人民和平请愿示威诬蔑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请问这些惊天丑闻，虚伪的资产阶级新闻界可曾爆出来过？水门事件是谁揭发的？美军虐囚丑闻是谁率先报导的？但凡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有哪一次人家不实行神圣的“费厄泼赖”原则，让至少持两种针锋相对观点的人在媒体上公开辩论？就连咱们这家微不足道的网站也能海纳百川，不择细流。以中国之大，人才之多，能在国内找出个类似物来么？
本网站也有“老板”，那就是董事会，可自狼协董事长以下，又有哪个“老板”干涉过论坛日常管理？难道金大侠真的不知道西方国家报业巨头们信奉的职业伦理就是只提供财政支持和营销，不干预报刊的编辑方针？金大侠那么熟悉英国，何以不知道在环球素享盛名的《泰晤士报》自８０年代初便被某色情媒体大王买下，然而该报享有的新闻自由至今不是那声名狼藉的“老板所享受的自由”？
最绝的是，金大侠作为深知真相的过来人，非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拿韩战说事。其实正如网人mzxtd指出的，世界史上还从未见过中共这种战时新闻报导，让读者只知道我军节节大胜，天天打死打伤了多少敌军，不但从不报导己方的失利和伤亡，而且竟然连战事的大致进展都有本事把读者整个蒙在鼓里。这种欺骗之彻底，连发明了“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的戈培尔都只能瞠乎其后──纳粹再无耻，还是如实报导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连损失多少兵力都没有隐瞒，只是把保卢斯率部投降说成是壮烈殉国而已。我党这种无耻的瞒和骗，不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就连世界史上也未之前闻。
这种事，请问美国和西方国家作出来过么？当年联合国军越过３８线长驱直入，在接近鸭绿江时中了彭德怀的埋伏，狼狈溃回南韩，连汉城都丢了，西方国家媒体可曾隐瞒过？麦克阿瑟可曾隐瞒过？杜鲁门可曾隐瞒过？麦克阿瑟是为什么被解职的？
芦某无知，也曾胡乱看过一点有关书籍。据说，麦帅被解职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兵败如山倒时惊惶失措，认定只有把战争打到中国去，或是采用轰炸满州、动用核武器、沿鸭绿江施放核废料阻断共军南下等极端战略，才能取胜，因而与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见相左，而他还要对媒体胡言乱语，这才导致杜总统行使三军总司令的职权，炒了他的鱿鱼。
一个次要原因更有讽刺意义：麦帅不是像共党那样鬼鬼祟祟，什么都成了秘密，而是太开放、太透明、太“民主”了些，发动重大攻势之前居然召开记者招待会，详细宣讲其战略部署，令敌军知己知彼，从容布阵以对。或许金大侠就是因此得到灵感，痛诉资本主义世界无新闻自由吧？
可惜即使如此，人家似乎还是没有放弃这一套虚伪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英美悍然入侵伊拉克期间，那进军部署图以及军事行动的大致进展，天天都在电视台上播放。对方死伤多少，己方伤亡多少也时时发布，甚至连某黑人老太太听到儿子在行动中失踪时对着记者哭诉“布什先生，你还我的儿子”的镜头都在全世界电视机上出现，似乎从未像我党那样，连己方死了多少人都是严禁人民盗窃的绝密。遮莫这就是无产阶级新闻无自由的优越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大侠出名发财，靠的全是香港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倘若他不跑掉，如此出身的文人，就算不在历次残民运动中被活活整死，也绝对不可能成大名发大财。当然，以金先生超过韦小宝的乖觉，很可能会走上敬爱的姚文元同志那条路，但即使那样也得迟早翻船，绝对没有逃出去后的那些好事。而今他却背恩反噬，诋毁起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来了。如此做作，倒深得敬爱的党中央当年躲在上海租界，靠买通租界巡捕房获得帝国主义腐败分子的庇护，安全地“反帝”之遗风。
最不能原谅的，还是金大侠刻意迎合党内顽固派，妖魔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煽动祸国殃民的仇外思潮：
“中国如果跟随苏联的脚步，如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愿，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一定悲惨之极。”
“美国迫使我国在国防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作出反应，就此一举摧毁我国政权，迫使中国像俄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一样，屈服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下。”
“全世界的重要经济学家估计，以我国十三亿人口与美国二亿多人口相比，到二O三O年，最多是二O五O年，我国总生产值就可超过美国，至少是与之相等，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对抗美国霸权，维护真正的世界和平了！”
这些话之恶毒无耻，其社会后果之恶劣，当真是令人怒发上指冠！
请问熟知历史的金大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到底是哪个帝国主义国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难道不是苏俄社会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在它们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民族灾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难道我党不是替苏俄帝国主子打代理战争的忠实走狗和别动队？您若真有点侠义心肠，既然如此爱国爱民，就算没勇气讲真话，总可以闷声大发财吧？又何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再问金大侠，您指责美国有征服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侮辱俄国和南斯拉夫等国，说人家“屈服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下”，到底有何证据？没有证据就作此严重指控，难道不是诽谤，而是行使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辉煌表现？
三问金大侠，您知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美国历来倍加赞赏，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不一样，对中国从无领土野心，也与中国毫无利害冲突？４０年代我党党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实事求是地称赞美国，并列举了一系列历史事实证明美国从来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即使是在中共一头扎进中国的民族世仇老毛子的怀抱，后又愚不可及地介入韩战，导致中美敌对之后，毛泽东仍然在内部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亲口对李志绥说过这种话。连毛那“反帝”祖师爷都承认的历史事实，您就敢否认！
四问金大侠，以您的远见卓识，难道看不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希望全在于良好的中外关系，而中美关系就是中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中国的经济腾飞，全靠西方提供技术、资金和蓝图，中国的政治改革更离不开先进的西方经验。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惊人成功，全靠他打开了国门，放手让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长驱直入，资本主义资本输入遍及全国，这才迎来了全面的经济繁荣。９０年代末一个美国学者曾在与爱国壮士李希光的电视座谈中指出：方今之世，美国可以没有中国，但中国不能没有美国，能言善辩如李某人者，竟然无言以对，因为人家说的虽然难听，却不幸是事实。
所以，任何一个长了眼睛的人都应该能看见，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关系，是中国乃至中共政权的生命线、幸福线（按，这是文革期间用来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肉麻话语，用在这里倒是实事求是），而仇外思潮乃是拳匪余绪，是中国人特有的自绝经络的拿手好戏，是针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英明举措的反动逆流。这些顽固派得逞之日，也就是共党政权自行拔去输氧管、输血管、“切脐自杀”之时。
共党政权垮了，who care策那？（请大侠勿要以为阿拉英文不行，这是区区在下从美国八龄童那儿学来的正宗美语，勿是英语哉）。只是正如已故网人呼延宇先生形像地指出的，我党那臃肿的身躯太狼抗，一旦轰然倒地，只怕要把地球砸个大坑，让亿万黎民为他们殉葬。莫非这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金庸先生梦寐以求的事？
这些无耻谰言，若出自党官之口，倒也不足为怪，甚至可以原谅──毕竟，人家得忠于王事嘛。我所不解者，便是金大侠说出这些他明知是弥天大谎的无耻话语来，到底有什么必要？
如金大侠本人在《天龙八部》中所说，星宿派人众其实也不是天生就那么下流，无非是误落匪巢，吹牛拍马成了生存首要前提。形格势禁之下，不得不随众无耻献谄。开头还难免脸红，久而久之便习惯成自然了。
我在《马屁之邦》系列里曾经引用过这段话，并说明那些话其实是讽喻文革期间的中国的，更表示了我由衷的困惑：如彭定康英明指出的那样，后毛时代中国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进步，就是公民享有“不谈政治的自由”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有点良心的同志就算没胆量讲真话，起码可以不谈政治吧？那为什么网上还会有这么多专门厚颜文过饰非的党朋呢？
我后来总算打破了这困惑，那就是既得利益使然。捍卫既得利益乃人之常情。芦某人称“芦老邪”，不是草不吃料不进、以作“骨气秀”为专业的“清流”，还是能通情达理的，所以觉得网上的爱国志士和那些拿了台湾或轮子的钱的民运好汉一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桀犬吠尧，其实都是各为其主，可以理解，值得同情。
但这显然不适用于金大侠。在不佞眼中，金大侠可谓“富贵完人”，什么都有了，比《肉蒲团》上的未央生还幸福：作了天下第一大才子，成了天下第一大名人，当了天下第一大富翁，睡过天下许多美貌佳人，又有英国护照，在各地广筑华厦，“且自逍遥无人管”，又何苦临老自渎自污，干出那一系列龌龊事，说出那许许多多无耻话来？任何一个稍有良心的人身处此境，只怕日后清夜扪心，只怕都要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涔涔汗下吧？
歪？
我不明白这歪，我只觉得云儿的断语太过忠厚，简直是滥忠厚滥好人。云儿说金庸惨遭什么“政治绑架”，呸呸呸！小丫头胡说八道！有谁绑架他了？有谁能绑架、敢绑架金大侠？分明是主动送货上门卖淫。如果说是为生计所迫卖身，那还可以理解和原谅，可问题就偏偏在这里：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干出这些丢脸烂污事体来！
想来想去，我只能得出一个痛心的结论：金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过了头，不知见好就收，知足常乐。什么都有了，却还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不知道珍惜人生的“残缺美”，却硬要去多事，愣要去练被张无忌明智地放弃了的“乾坤大挪移”第七层功夫里的那一十九招，想“占尽风情向小园”。整个悲剧就在这里。
以此观之，则一切怪象脉络毕现：成了文豪兼富翁，又恨自己学问不够。光有这种遗憾也没关系，自己去默默做学问就是了。可惜他又耐受不了那寂寞，他想的不是“做学问”而是“做学者”，要的不是学问，而是世人承认他有学问，这完全是两回事。真正热爱学问的人是以做学问自娱，如芦某以蒙面上网胡涂乱写自娱一般，其中并无什么功利考虑。而金大侠所谓“做学问”，乃是“在世人面前作学者”，所以他非得去当院长、教授、博导不可。离开这些外在符号象征，就无法显示出他的学者地位来。
可悲的是，金大侠这么做，反倒把自己弄成了笑柄。吾不知他招不到博士生时，可曾恨无地缝可入？其实按他既有的文名，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扇子，已经是文人难以企盼的第七层功夫了，如果他知足守拙，又岂能自辱若斯？
那媚共言行又何尝不如此？大侠夙有大志，青年时代就立志从政，在外交领域里大展雄长，可惜生错了门庭，困顿香岛一隅，虽然名利色三收，毕竟不曾在大国政坛呼云唤雨，到底意难平。好容易盼到再不实行出身歧视的青天上台了，当然要不甘寂寞，效犬马之劳，俾日后青史留书，在“大文豪、大富豪、大学者”之外，再加一美谥：“大政治家”。
金大侠这些小聪明，颇富阿拉下江人的精明气息，倒有三分像他笔下的大清鹿鼎公、抚远大将军韦公讳小宝。两人都根本不是什么“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不过是善于钻营牟利的小滑头罢了。唯一的区别是，小宝有不可跨越的底线，只爱财爱色，不爱名爱权，为了不背叛朋友，不惜弃薰天权势如敝屐，而金大侠不但出卖了良心，出卖了一代港人的民主权利，甚至出卖了庇护收养他并保障了他飞黄腾达的整个自由世界。此所以韦公伟大而金公渺小。
以上所说，当然有诛心之嫌，不过舍此心理分析，我还真无法对金大侠那些龌龊言行给出个言之成理的解释来。我一向反对针对文章观点作道德批判，但此文主要批的还是金大侠作为政治家的言行（虽则第一节似乎跨越了这个我自加的戒律，已经遭到网友批判，对此我准备在另文中阐述之），更何况我觉得金庸的主动卖身行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颇有典型代表意义。
最主要的是，作为不可救药的金迷，此文表达的不是痛恨而是深沉的惋惜与痛心。我总觉得，金大侠没有记住、甚至没有理解他在《倚天屠龙记》里让波斯大美人、圣火教教主小昭唱的小曲：
“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而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的。
2006年10月2-6日
我当然知道不断有人骂金庸，说他伪善，说他媚共，说他出卖港民利益。特别是在香港制定《基本法》那阵子，当地媒体除了左派阵地之外，当真是恨之入骨。有篇文章的题目我至今难忘：《查良镛倚天屠民记》，那骂得非常巧妙、生动而且准确，唯妙唯肖地画出了一个仗势欺人的公门鹰爪孙。但毕竟事不关己，我始终不太明白港民在和“北大人”争什么，所以也没往心里去。直到前两天看了上面所说的三篇文字，这才深受触动，仔细盘点了金庸一番。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又让小钟痛恨了，对不起阿），本人是个臭名昭著的金迷，爱上这种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实在有点不好意西。好在还有云儿垫底──我再堕落也没到她小人家那份儿上，居然喜欢倪匡（卫斯理）的伪“科幻”和高阳的历史小说，细细。
不过，好歹算是个稍知西方文明的读者，我喜欢的主要是金庸小说的艺术技巧，和文字载运的教化内容毫不相干。这“油水分流”的本事乃是在文革中练就的。记得在旧作中交代过，那阵子我的脑袋里分了许多格（compartments）。一首革命歌曲入耳，那“毛主席呀阿阿阿”就直接从谷道里排除了，而那“迷唆拉唆拉唆”则常驻心中，曲子与歌词绝对不搭界。离开这种“二元分离法”，一个喜欢文艺的知青根本就没法在那种暗无天日的世道中生活下去。
尽管如此，我在读第一篇金庸小说时，仍然意识到金庸思想觉悟非常之低，的确是旧武侠小说的传人。他和其先驱的区别，只在于从西方学来了许多高明的技法，因而在艺术上更成功而已。从某个角度来说，他的思想境界甚至连韩非子都不如，后者早在公元前３世纪就知道“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也就是鬼子说的“把法律抓到自己手上”。只有在一个公民对官府主持公道彻底绝望的病态社会里，才会出现这种“侠客崇拜邪教”。而２０世纪宣扬这种邪教的文艺作品居然是畅销书，至今没出个塞万提斯一劳永逸地扫荡之，似乎说明国民觉悟至今还远远未到１７世纪西班牙人的水平。
在这方面，古龙倒绝对超过金庸。在隔壁那篇谈金论古的文字中，我糟蹋了古龙一番，旋即心里觉得不踏实，赶快去恶补了一番《楚留香传奇》，发现老古的现代意识决非金“大侠”可比。他笔下的楚香帅尽管也劫富济贫，但从不杀人，理由是任何人无权夺走他人性命，只有司法机关才有这权力。
金庸则连这点起码的公民常识都没有，这才会在《射雕》中让裘千仞使言语僵住追杀他的侠客们，说如果谁没有杀错人，这就请上来杀他，他绝不抵抗，一时众人都因内疚而无法动手，此时洪七公如党电影上顶天立地的老八路一般，一身凛然正气地站出来说，他杀的都是大奸大恶之徒，从未杀过好人，所以有权出来结果裘的狗命。这种无法无天的胡言乱语，居然也就能让大批现代中国人包括所谓“民主精英”为之热血沸腾，似乎只说明了许多国人的公民意识是何等薄弱。
记得费正清曾预言文革有可能再度在中国爆发，我觉得此言非虚，世上似乎再没比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中国民众更天生倾向于“自己执法”了。所谓“造反有理”，不就是暴民自己起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么？而毛思想之所以能在广大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似乎和草根文化中流行的“侠客崇拜邪教”分不开，这一点李劼先生已经在剖析《水浒》的文字中指出了。
直到今天，这种“民众自己执法”（鬼话称之为lynch）仍然是许多国人的天然冲动，网上每时每刻都能看到生动表演。前些天王司令闻鸡起舞，如同战马听到久违的军号一般，听到施明德在大洋彼岸一声微弱呼唤，顿时就全身肌肉一支愣，昂首长嘶，想冲出久卧的枥下去。而中国工党的方圆先生见到网路犯罪，第一念头就是代所在国司法机构执法，悍勇绝伦去“抓鬼”。可见这冲动已经成了许多国人的第一本能。
在这点上，党朋与民朋其实毫无差别，两者不同的只是政治立场，那本性乃是在同一个野蛮模子里拓出来的。他们虽然口口声声不离“法制”（顺便提醒和合，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连党中央都改口说“法治”而不用“法制”了，如今的口号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其实是出于对既得利益而不是法律程序的尊重，否则“狼羊律”那种土匪哲学也不会成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了。倘若现有社会秩序再度翻转过来，他们变成了羊，只怕第一个反应就是揭竿而起杀“民匪”。
金庸小说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特色，还不光是像所有武侠小说作者那样歌颂“以武犯禁”的hooligans，而是非常自然地把草根“侠文化”和毛共“造反有理”教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２０多年前我在火车上第一次读到《碧血剑》，就意识到作者是个“左仔”，歌颂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直接倾覆了明室、引来满州入侵的悍匪闯贼，鞭笞温家五老那种“恶霸地主”，那政治倾向非常鲜明。他甚至比我党无耻捏造刘文采“收租院”、“水牢”走得还远，居然创作出以杀人越货采花起家的缙绅巨室温家来，其子弟温南扬竟然抓住草民就往石墙上扔、意欲将对方砸得脑浆迸流，似乎该地乃是土匪山寨，完全不受朝廷王法管束，可以草菅人命。
老芦无知，还不知道传统社会的恶霸地主是否真的超越于官府的王法，可以随意抢劫强奸杀人而不受惩罚。这在豪门贵族家似乎还可强辩一下，但石梁镇的温家似乎不过是个土财主，连乡宦都不是。按说这种人家只会成为官府的敲诈勒索对象，不意竟然能享受超越王法的特权，当真是匪夷所思。熟悉中国历史的老金竟然编造出这种劣等神话来，似乎只能用他的政治偏见来解释。
当然，和梁羽生比起来，金庸似乎还没那么左得令人讨厌，起码艺术包装非常高明，让你从头到尾陶醉在惊险情节中，顾不上去注意被包装的政治糟粕。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据李勇先生的文章，原来金庸是个黑得发亮的黑崽子，他父亲查民卿老先生在中共“解放”浙江海宁时以“资产阶级”、“恶霸地主”等罪名被枪毙，他本人不得已在１９５２年仓惶逃往香港！
既然是这种背景，那又何苦去为杀父之仇抬轿，利用通俗文艺宣传党文化，委婉告诉不懂历史的青年读者，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血腥、最凶残的暴民造反──毛共革命乃是“侠之大者”，而倒在“镇反”、“肃反”等无数杀人运动中的牺牲者包括他家老先生在内，都是温家五老那种大奸大恶、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的罪犯？
当然，不能排除故查老先生确实是温家五老那样无恶不作的恶霸，而金大侠为国为民，大义灭亲，也是有的。但即使如此，那似乎也是个例，似不能以此去justify只能祸国殃民的暴民造反。谁都知道我党和闯贼、发匪、拳匪的传承关系，这一点就连他们自己都毫不隐瞒并引以为荣。以区区个例作为论据去歌颂闯贼，那作品的社会效果就连盲人都能看出来。
更重要的是，如果金大侠立志为民除害，早在“解放”前就可以去向立法执法比现代中共完备万倍的独立司法系统首告。即使告不准，凭他的一枝生花妙笔，还可以到各大媒体大声疾呼，绝对不会如今日那些异议人士一样，给政府抓到黑牢里去。我就不相信他无法代被他家老先生害死的无辜生灵伸冤。然而他似乎并没有这么作。
说到底，查老先生被我人民政府无情镇压，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罪有应得，要么冤枉送命。无论是哪一种，金大侠的道德立场都令人无法恭维。
如果是罪有应得，则金大侠当初竟然默认容忍他爹到处抢劫杀人采花，还把佃户抓起来往石头墙上砸，似乎说不过去吧？就算是传统道德决定了“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他总可以离家出走，“不使人间造孽钱”吧？最低限度他可以遁入空门，以此断绝和那个罪恶家庭的关系。传统社会固然强调孝道，但也从来不曾反对或制止过此类行为，是不是？
而且，就算查老先生罪有应得，那也不等于毛共为了“必须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巩固”的目的发动“镇反”，大规模杀人的无法无天的野蛮犯罪是可以默认的吧？仅仅因为自己的父亲死有余辜，就默认这种遍及全国、危及全民的史无前例的野蛮屠杀，甚至写出小说来曲为之辩，说得上高尚么？
如果查老先生和倒在毛共无数屠民残民运动中的绝大多数受害人一样，是完全无辜的，那金大侠这么做，就决非有点血性的男儿能理解了。或许，他可以自辩，说为了国家富强，大多数人民的幸福生活，必须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杀掉一批无辜者，他家老先生就是为此给祭到那神坛上去的高尚牺牲，而他本人为国为民，超越了一己私仇，默认并原谅了这种犯罪行为，本身更是高尚得了不的。
这的确是为毛共犯下的滔天大罪的辩护士们使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借口，当然很高尚，可谓“义薄云天”，正是金大侠最爱使用的成语之一。可惜敝人太低贱，实在无法明白这“越薄越好”（韦小宝语录）的大义：如果一种政权竟然需要屠杀来维护统治，而且不惜滥杀无辜，那这种政权推行的事业还能称为高尚么？既然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可以滥杀无辜，那生活在这种野蛮血腥政权下的每个公民还能有什么安全感可言？难道文革不是这罪恶理论的逻辑展开？金大侠又何必因我党终于将革命进行到了底，而骤然改变原来的左倾立场，疯狂反对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莫非就因为这一次的受害人是过去的施暴者，不是他家老先生那种土豪劣绅？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据李勇先生文章，金大侠逃到香港去后，竟然透过香港左倾亲共势力向中共政权上书，表示可凭藉他的外文能力，为中共那个土八路云集的政权从事外交工作。可惜他热脸贴到了人家冷屁股上。他根本不知道要毛共信任一个黑崽子，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何况是他那种毛泽东在内部讲话中反复提醒高干们注意的“和党有杀父之仇的人”！外交部门乃是毛共最重视的部门（也是他们最没本事玩转的出丑场），周恩来多次强调“外交无小事”，岂会让这种家有“杀关管”的黑崽子涉足其间？金大侠“爱国爱民”心切到丧失了起码的理智，只能让后人读史时齿冷。
我当然不是在此主张金大侠应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从此和我党势不两立，必欲推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而后快。本人从来反对毛共罪恶的“阶级斗争论”，认定那是撕裂社会、颠覆社会文明基础的万恶之源，历来提倡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全民和解、民族和解、朝野和解。但这并不等于不从理论上清算中共对全民犯下的大罪。在这些罪行得到彻底清算前，我党虽然在过去２０年中有改恶从善表现，但仍然必须以戴罪之身出现于全民之前，只有这样才还历史以真实，也才能震慑儆戒罪犯，预防他们在未来再度犯下类似罪行来。
我早就指出过，毛共对全民犯下的大罪，远远超过了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如果说德国重建为文明国家的前提是去纳粹化，那中国要从野蛮国家变成文明国家，第一件要作的事，当然就是彻底清算马列毛邪教的罪恶理论及其实践给全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才是真正实现全民和解的前提，不此之图，则毛泽东的罪恶理论迟早要再度颠覆中国现政府，把全民再次推入血海之中。
哪怕是那些出于私仇和共党势不两立的倒共派，虽然其从事的事业只会有害于中国，但那只是功利上的不合理，并非道义错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人的出现，乃是我党作恶累累种下孽因收获的孽果。人家被无辜残酷迫害，当然就有足够的道义理由去报复，这种反应起码符合我党以及金大侠的“理论”，我党根本就无从指责人家，要不何必教育大家“夺过鞭子揍敌人”？
可党朋们却把倒共派恨到骨子里去，似乎“报私仇”成了天下最卑鄙的勾当，却忘记了是谁先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又到底是谁应该为“复仇派”的出现承担责任。这种赤裸裸的二重标准，倒让我想起了金大侠虚构的石梁镇温宅走出来的好汉们。记得温南扬的理论就是：“男子汉大丈夫去采花，用强不从，一刀杀了，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党朋们似乎走的比这更远，竟然连受害人骂两声“土匪”都要义愤填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倒和我党在６０年代以全民规模进行的“忆苦思甜文学创作”颇为相似。我曾经指出，我党当初为大家描绘的那个“万恶的人吃人旧社会”基本是虚构，起码儒家和佛家（特别是后者的因果报应理论）的熏陶极大地降低了为富不仁者的发生率，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今那个虚构的地狱真的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了，在传统道德被我党彻底扫荡之后，“不仁才能为富，为富必然不仁”已经成了标准社会实践。
类似地，金大侠捏造的靠杀人越货强奸起家并称霸一方的温家五老，基本没有可能发生在传统社会，但在如今中国已经成了现实。而超过“温南扬理论”的党朋言论，更证明这些同志中的确富集了温家子弟。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似乎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翔实脚注。这儿难以确定的只是，金大侠高尚地忘记杀父之仇，积极投身我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全民伪造历史活动，对幻境最终成真究竟应该承担多少道义责任。
一说到道义责任，似乎便进入了民朋们的“道德政治学”专业领域。这些同志的拿手好戏，乃是躲在安全的海外骂“共奴”，责怪知识分子不起来作林昭，说共党之所以能犯下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就是人民惯出来的，却忘记了凡是大陆出来的人都曾是共奴，包括芦某在内。这话早就说过了：真是英雄，早就在黑牢里烂光了。就连魏京生能活下来而且竟能有个明确固定的刑期，也全靠他是在邓时代而不是在毛时代犯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党在历史上当永垂不朽。中国历史上还从未见过毛共那种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政权，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奴化子民、维护统治、巩固政权之上，为此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和邪恶的那一面，发展出一套邪恶巧妙到匪夷所思的“整人学”和“人类控制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彻底剥夺公民建立发展独立人格的可能，使得所有的人每时每刻都处在社会无微不至的监控下，在精神上哺之以由党精心调制出来的饲料，从而把活人变成了按照党的蓝图精密生产出来的“齿轮和螺丝钉”，个个一模一样的“标准件”。
这种规模宏大而又无比精致巧妙的精神犯罪，在人类历史上还未之前闻，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来看，堪称人类智力活动能达到的最高峰。毛共在整人上显示的绝高智力，与在建设中显示出来的绝对弱智一般辉煌，同为后世学者必须世世代代研究的人类创造出来的奇迹。
万润南兄曾转贴过易中天先生写的论陈寅恪、钱钟书和顾准的文章，过来人看了不禁百感交集。“新”“旧”社会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以气节为荣，而“新”社会的知识分子以气节为罪，而气节正是保持独立人格的前提。此所以国民党从来控制不了学校，更不用说学术研究领域了，那些地方从来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哪怕遇到暴君，士大夫总可以选择不合作，“明朝散发弄扁舟”，去饿死在首阳山上。
然而在毛共面前，便孟夫子复生，谅他也没本事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我党执政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演人类始祖将猛兽驯化为家畜那一招，掠夺了国家所有物质和精神资源，控制了每个人的粮道，使得全民成了由我党饲养的“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奇蹄目”（马悲鸣）或“偶蹄目”（牛乐吼），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养谁？不是人民养共党，而是共党养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您要是效传统士大夫讲气节，立刻就面临粮道被掐的最现实不过的危险。那还是小事。旦夕间，您的所有亲朋故旧，上至高堂，下至儿孙，旁及配偶、兄弟姐妹、三亲六戚、刎颈之交、得意门生，全都反目成仇。您立刻就要变成新任丐帮帮主，被他们尽情咳吐。没有哪个人能在这种煎熬中挺过来，而这就是我党整人神功的原设计目的：你们臭知识分子不是最讲面子么？老子就是偏偏要把让你最心爱最珍视的人，亲手把你的臭面子无情地撕成片片！
这就是我党所谓“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彻底打断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脊梁骨，让他们从此变成百依百顺的鹰犬。而全体中国知识分子果然统统成了“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那不是他们太懦弱，而是我党的邪恶手段太高明。
所以，只有丧尽天良的民运垃圾，才会讥讽５７年的“右派”自作自受，动辄指责国内同胞没有骨气，“跪着造反”。说句对死者不敬的大实话：世有林昭那种烈士，我觉得大概是她的心理天赋特殊使然，起码不在数理统计所谓“正态分布”的绝大多数分布范围内。
上面说的是价值观已经形成的知识分子。对青年一代，我党使用的则是邪教洗脑。它严格控制了所有的信息流通，只将邪教教义反复灌输给你。这洗脑的操作机制，就是巧妙地利用是人都有的善恶感与是非观，把党打扮成正义化身，把党的一切敌人妖魔化为邪恶象征，培养出你的深仇大恨来，使得你变成疯狂的野兽犯下大罪来之后，还以为是在为了人类最崇高的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这就是大陆为何有过那么多金庸式“大义灭亲”的高尚之士。我的一位本家伯父在“土改”中被定为“恶霸地主”，从兄（那位伯父的长子）不但带着贫雇农抄了他的家，把所有的藏宝之地悉数指出来，而且在斗争会上义愤填膺地痛打了他。最后他被枪决，从兄风光了几天，“火线入团”，利用价值耗尽后，便成了“与党有杀父之仇”的天然嫌疑犯，在受尽歧视后终于醒悟过来，余生备受良心煎熬，最后英年早逝。
我在回忆录《黑崽子》中交代过，就连小芦自己，当年也差一眼眼就成了背叛家庭的英雄。如果不是文革爆发，红色恐怖断了我的单相思美梦，我一定会在那罪恶的道路上滑下去，不知伊于胡底。那些红崽子们虽然可恨可鄙，在这点上倒真是我的恩人，是他们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无情当头棒喝，及时地把我从邪教的迷梦中打醒了。
所以，如果金大侠生活在大陆，无论他写了什么星宿派的无耻言语，我都决不会说三道四：哪个大陆出来的人，“民主”壮士烈女们included，不曾在无数政治学习中说过那些无耻话语？难道胡平先生那“笔杆子”当年不曾写过见不得人的马屁文章？难道民朋们当年就连一篇作文或检查都没写过？既然自己也曾无耻过，如今到底有什么脸皮站在干处发燥音，以“民主阿亚图拉”的身份大义凛然地骂“共奴”？
然而金大侠却侥幸逃到了自由世界，面对的是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的歧路：
第一条路：加入国民党蒋匪帮，投奔台湾或加入香港的反共势力，这从公义私情来说都无可指责，以公义而言，进步的国民党代表文明，反动的共产党代表反文明；以私情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第二条路：从私人恩怨中超脱出来，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而不是私人立场上，保持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独立，效法胡适等先贤，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与爱护，暴露抨击并从理论上彻底清算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团中共，尽一己绵薄唤醒国人对共祸的警觉，预防类似灾难在其他国家或在未来中国重演，这就是芦某最后走上的路。
第三条路：效法先贤在乱世中作隐士，不问政治，潜心学术研究、纯文艺创作、经商等等与政治不搭界的行当，至不济也可以如鲁迅遗嘱所言：“谋点小事情过活。”
第四条路：也就是金大侠走的那条，亦即先在左仔阵营里参与全民伪造历史活动，靠杰出的文学才能显露头角，成名之后再以巨大声望作为政治资本，投身政治活动，参与起草“基本法”，出卖在他遭难时庇护收养了他的香港人民的利益，并歌颂带来巨大民族灾难的共产党，谴责万恶美帝，歪曲攻击保障了他名利双收的言论自由。
据《南方周末》的访谈录，金庸自己似乎也颇后悔他当初作出的自由选择：
【南方周末：您年轻的时候第一选择是从政做外交官，后来您做了报人和小说家，而且都很成功，但是您又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学者？对社会的影响来说，学者的作用并不见得比记者、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现在的想法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我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们也差得远。我自己很惭愧。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些现在没有用的事情，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现在我觉得学问不够好，开始学著写点儿文章，也觉得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这个文字也不懂，那个文字也不懂。那么早一点儿，三十年前我学这个东西那就好了。学问不够，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
听金大侠的意思，他自己最大的心愿原来是作学者，现在对此愿望落空而感到遗憾。他老人家人生的一大缺陷不是良心问题，而是学问不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太过于无私：“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
老实说，伪善也见多了，无耻到这个地步的倒也不多见。原来金大侠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办报纸，乃是如同芦某一般是在网上无偿奉献，免费娱乐别人，“自己却没有什么好处的”，那请问您那超级富豪是怎么当上的？敢情那不是好处而是坏处，那您为何不遵循李敖建议扔了那些孽障，把大部分家产捐给希望工程？
既然作学问如此重要，以致学问不够竟然构成了您人生的一大缺陷，那请问当初到底是谁用枪逼着您去做文化商，不去专心求学？凭您的英文造诣，要考上英美的奖学金又有何难？就算考不上，先得卖文谋生，财富聚敛到一定程度也足够支持您负笈放洋了吧？芦某年近不惑才得以出国留学，和小青年们拿一样微薄的奖学金，还得养家活口，您若真的如此重视学问，又为何不能在更优裕的物质条件下完成学业？如此表白自己，简直是对天下人智力的放肆侮辱，我看只有一个效果，那就是证明“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大陆俗话是为您度身定做的。
的确，“得了便宜还卖乖”真是金大侠为人风格的逼真描写。在同一访谈中，他向记者坦率承认：“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们也差得远。我自己很惭愧……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我这个院长实际上是挂名的，没有怎么做过具体的行政工作，日常的工作由专门分管的副院长他们管，我没有时间和精神管这些具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也给他们出点主意。”明知自己学问不如手下的教授，而且当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不过是挂名，那还有什么脸皮赖在院长的位子上？难道中国尸位素餐的饭桶还不够多？
耐受不了学者的清贫与寂寞，沉迷流连于珠环翠绕的影艺圈中，善于找到通俗文化商品的最大卖点，针对最大的市场需要，以文学创作致富，等到发了大财之后再来“玩清高”，装模作样说那并非自己的初衷，羡慕的还是博学多才的真正的学者们，这些说来都是人之常情，未可深责。就连按党文化套路投入伪造历史的人民战争也可以原谅。我最无法理解的，乃是金庸到底是哪儿来的冲动，非要在名利色三收、人生无憾之余去冒充“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根据云儿介绍，金庸乃是香港基本法草委会成员，“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负责起草基本法中最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香港政制方案。他的指导思想，亦即他自称“老奸巨猾”的谋略乃是：“我十分希望香港的民主运动进行得很顺利，始终能符合我们共同的目标：稳定繁荣、自由法治。如果民主运动损及这基本目标，我们宁可不要民主，不要普选，就只象迄今为止的目前的香港好了：‘有稳定、有繁荣、有自由、有法治，没有普选、没有民主’。”用我自己的话来替他总结便是：“惹恼了中共对香港没好处。”
这些说法不是毫无道理，与芦某首倡的“民主恩赐论”颇有暗合之处（虽然我反对的乃是以中共式群众运动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内有理有节的斗争）。不仅如此，我还在其他文字中指出，对于草民来说，民主其实没有自由、法治重要，只有政客才会关心行政元首是否由选举产生。所以，似乎可以说我和他一样“老奸巨猾”吧。
不过我和他有个重要区别：芦比金更懂伟光正，也更以人民福祉为念。如果芦某处在金某的地位上，就绝对不干出“倚天屠民”的烂事来。
金大侠生活在香港，居然不知道港人为何甘于接受大英总督统治，而在面临丧失殖民统治时，民主热情却突然高涨。那说穿就是一句话：相信外国征服者远远超过了本族“解放者”。大英总督虽是异族，但人家从来讲信义，不兴贪污，更不兴胡乱杀人。只要人家呆一天，香港的自由与法治就有保证，而稳定与繁荣也就随之而来。
但“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共产党来了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香港绝大多数居民都是从大陆逃出来的，岂有不知敬爱的党的脾气之理？此所以李大牙李爆牙李獠牙李巨牙李伟牙李猛牙李壮牙李丰牙李飞牙李突牙李歪牙李斜牙李兽牙李象牙李猛犸牙李恐龙牙要问：“你爷爷奶奶有向英国人要民主吗？你们为何不学习爷爷奶奶，却专门向共产党要？”（注，后面这句是我为那惊天动地的白痴补足的）那道理是人都懂，世上只有李Ｘ牙一类共党弱智丧德痞子不懂：港人的爷爷奶奶相信英国征服者，这一代港人却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本国“解放者”，所以想让行政元首的任命处于自己控制下，免得日后我党变卦，没本事在内地造几十个香港，反倒在香港造出几十个内地杀人场来。
以金大侠之聪明、侠义心肠以及自认对中共的了解（他自己说：“我自己比较骄傲的是，可能我对中共了解得比别人多一些。”），要作“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此其时矣。连彭德怀都能“我为人民鼓与呼”，并无杀身大祸的金大侠何以不能为港民尽量争权益？那并不是我党可以随时重兵血洗的内地，而是万众瞩目的国际大都市。开罪了中共，最大的恶果无非就是中共解散草委会，另挑人马重起炉灶，难道竟会为此推翻对英国作出的国际承诺，悍然在香港实行内地式暴政不成？死要面子的中共绝对丢不起那脸，去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没有能力管好香港，所以哪怕就是尽了举国内囊也要养好香港，确保香港稳定繁荣是他们决不会自行越过的底线，所以北京的让步空间决不是金庸自作聪明地揣测的那么小。
不仅如此，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维持专制制度运转的前提是处在一个封闭系统中。如今第三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乃是欧美那种富于侵略性的生活方式为人民提供了一个参照对比物，使得传统专制制度再也难以长治久安了。在这种国际大气候之下，中国人当然只能尽快学会转换生活方式。因此，香港若能变成实验民主的政治特区，将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香港一地人民的福祉。此所以我反复在旧作中鼓吹“内地香港化，香港民主化”。
因此，任何一个以港民福祉为念、以全国人民福祉为念的人，身处此境，都只会“尽人事以听党命”，也就是在党下令前，拼命去讨价还价，力争让我党退到最底线，而不是“听党命而尽人事”，也就是自己揣摩圣意作积极分子，倒过头来为党向港民拼命压价，可惜金大侠偏偏就是这么做的！
不仅如此，他一开头的意思，是说“民主虽然好，无奈党不准，如果惹恼党，反倒害香港”，实质是功利上的策略考虑，虽然如上分析并不成立，但毕竟还不是良心问题。
但“倚天屠民”曝光后，引起了港民愤怒的抗议风暴，舆情纷指他出卖了香港整整一代人的民主权利。金大侠便在其主持的《明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没有一国的行政首脑是直选产生的》、《直选首脑，少之又少》、《民主国家如何选出行政首长》，引经据典论证行政首脑自古就不是由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暗指直选行政长官为不合理要求。于是，在大侠的生花妙笔下，原来“求不到的好事”竟然成了“根本不该求的事”！
这就是金大侠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这竟然是父亲被屠杀、家产被抢光的人干出来的！如果他自己没有那血泪经历，那么，如此“倚天屠民”似乎还可以原谅。但香港人民当年在他国破家亡走投无路之际，慷慨地提供了庇护所和日后的飞黄腾达基础，如今人家不幸遇到“大限”，当此关键时刻，他不尽一己绵薄庇护港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去自作聪明，为虎作伥，为党压价，干出这种事来，似乎再宽容的人也无法为之辩护。
然而金大侠问心无愧。后来就来了８９学运，５月１９日下戒严令，次日他便愤而辞去基本法草委和咨委的职务，声称“不能与这样的政府在政治上有任何交往。”六四屠城发生后他更是老泪纵横。可即使在此时，他还要说什么：
“１９８８年，我倡议主流方案，很多人说我保守，但我和鲁平、李后有著较长时间的接触， 我觉得‘主流方案’已经是他们的底线了……我可以说，当日我争取不到的，全世界也争取不到，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在此，金大侠再一次公开嘲弄了天下人的智力，浏阳河绕来绕去，又绕回原地去了。他最后毕竟还是承认了：原来，香港的民主直选，并不是他在多篇社评中暗示的那样是不合理要求，而是应该争取可惜无法争取到的好事！
令人百思不解的，还是金大侠那些蓄意误导欺骗国内人民的公开演讲。李勇先生的文章引用了其中一些名言警句，读来真不敢相信就是出自那位为国为民之大侠之口。
关于虚伪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金大侠如是说：
“资产阶级的传媒也是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也不免假话连篇。”
“西方国家通讯社报导新闻，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与标准，将公理正义完全归于他们国家的一方，例如朝鲜战争期间，所有发布的消息全对美国及其联军有利，似乎中国志愿军与北朝鲜军队不堪一击。但事实俱在，最后还不是在三八线附近停战，签订协议。”
“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
根据大侠的逻辑，在中国那种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所有人的大老板，当然只有它们才能享受新闻自由。所以，国内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像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
“我们新闻工作者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跟随党的政策。”
这些话，恐怕连现在的中宣部长都说不出口来吧？而这就竟然出自长期生活在自由世界、终生从事媒体工作的老报人！
难道金大侠不知道，这世上只有共党国家把全国媒体变成史无前例的庞大谎言机器，有本事将抗战八年一共打死８２６名日本兵的共党，吹捧为“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将北韩对南韩的大举入侵，歪曲为“在杜勒斯策划指挥下，南朝鲜走狗李承晚指挥伪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中共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为外人火中取栗、自绝于文明世界吹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吹捧为“特大丰收”，把祸国殃民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规定为每个学童必须倒背如流的“三大法宝”、“三面红旗”，把迫害了起码１／８公民的文革吹成“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８９年发生的人民和平请愿示威诬蔑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请问这些惊天丑闻，虚伪的资产阶级新闻界可曾爆出来过？水门事件是谁揭发的？美军虐囚丑闻是谁率先报导的？但凡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有哪一次人家不实行神圣的“费厄泼赖”原则，让至少持两种针锋相对观点的人在媒体上公开辩论？就连咱们这家微不足道的网站也能海纳百川，不择细流。以中国之大，人才之多，能在国内找出个类似物来么？
本网站也有“老板”，那就是董事会，可自狼协董事长以下，又有哪个“老板”干涉过论坛日常管理？难道金大侠真的不知道西方国家报业巨头们信奉的职业伦理就是只提供财政支持和营销，不干预报刊的编辑方针？金大侠那么熟悉英国，何以不知道在环球素享盛名的《泰晤士报》自８０年代初便被某色情媒体大王买下，然而该报享有的新闻自由至今不是那声名狼藉的“老板所享受的自由”？
最绝的是，金大侠作为深知真相的过来人，非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拿韩战说事。其实正如网人mzxtd指出的，世界史上还从未见过中共这种战时新闻报导，让读者只知道我军节节大胜，天天打死打伤了多少敌军，不但从不报导己方的失利和伤亡，而且竟然连战事的大致进展都有本事把读者整个蒙在鼓里。这种欺骗之彻底，连发明了“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的戈培尔都只能瞠乎其后──纳粹再无耻，还是如实报导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连损失多少兵力都没有隐瞒，只是把保卢斯率部投降说成是壮烈殉国而已。我党这种无耻的瞒和骗，不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就连世界史上也未之前闻。
这种事，请问美国和西方国家作出来过么？当年联合国军越过３８线长驱直入，在接近鸭绿江时中了彭德怀的埋伏，狼狈溃回南韩，连汉城都丢了，西方国家媒体可曾隐瞒过？麦克阿瑟可曾隐瞒过？杜鲁门可曾隐瞒过？麦克阿瑟是为什么被解职的？
芦某无知，也曾胡乱看过一点有关书籍。据说，麦帅被解职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兵败如山倒时惊惶失措，认定只有把战争打到中国去，或是采用轰炸满州、动用核武器、沿鸭绿江施放核废料阻断共军南下等极端战略，才能取胜，因而与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见相左，而他还要对媒体胡言乱语，这才导致杜总统行使三军总司令的职权，炒了他的鱿鱼。
一个次要原因更有讽刺意义：麦帅不是像共党那样鬼鬼祟祟，什么都成了秘密，而是太开放、太透明、太“民主”了些，发动重大攻势之前居然召开记者招待会，详细宣讲其战略部署，令敌军知己知彼，从容布阵以对。或许金大侠就是因此得到灵感，痛诉资本主义世界无新闻自由吧？
可惜即使如此，人家似乎还是没有放弃这一套虚伪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英美悍然入侵伊拉克期间，那进军部署图以及军事行动的大致进展，天天都在电视台上播放。对方死伤多少，己方伤亡多少也时时发布，甚至连某黑人老太太听到儿子在行动中失踪时对着记者哭诉“布什先生，你还我的儿子”的镜头都在全世界电视机上出现，似乎从未像我党那样，连己方死了多少人都是严禁人民盗窃的绝密。遮莫这就是无产阶级新闻无自由的优越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大侠出名发财，靠的全是香港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倘若他不跑掉，如此出身的文人，就算不在历次残民运动中被活活整死，也绝对不可能成大名发大财。当然，以金先生超过韦小宝的乖觉，很可能会走上敬爱的姚文元同志那条路，但即使那样也得迟早翻船，绝对没有逃出去后的那些好事。而今他却背恩反噬，诋毁起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来了。如此做作，倒深得敬爱的党中央当年躲在上海租界，靠买通租界巡捕房获得帝国主义腐败分子的庇护，安全地“反帝”之遗风。
最不能原谅的，还是金大侠刻意迎合党内顽固派，妖魔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煽动祸国殃民的仇外思潮：
“中国如果跟随苏联的脚步，如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愿，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一定悲惨之极。”
“美国迫使我国在国防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作出反应，就此一举摧毁我国政权，迫使中国像俄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一样，屈服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下。”
“全世界的重要经济学家估计，以我国十三亿人口与美国二亿多人口相比，到二O三O年，最多是二O五O年，我国总生产值就可超过美国，至少是与之相等，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对抗美国霸权，维护真正的世界和平了！”
这些话之恶毒无耻，其社会后果之恶劣，当真是令人怒发上指冠！
请问熟知历史的金大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到底是哪个帝国主义国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难道不是苏俄社会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在它们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民族灾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难道我党不是替苏俄帝国主子打代理战争的忠实走狗和别动队？您若真有点侠义心肠，既然如此爱国爱民，就算没勇气讲真话，总可以闷声大发财吧？又何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再问金大侠，您指责美国有征服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侮辱俄国和南斯拉夫等国，说人家“屈服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下”，到底有何证据？没有证据就作此严重指控，难道不是诽谤，而是行使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辉煌表现？
三问金大侠，您知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美国历来倍加赞赏，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不一样，对中国从无领土野心，也与中国毫无利害冲突？４０年代我党党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实事求是地称赞美国，并列举了一系列历史事实证明美国从来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即使是在中共一头扎进中国的民族世仇老毛子的怀抱，后又愚不可及地介入韩战，导致中美敌对之后，毛泽东仍然在内部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亲口对李志绥说过这种话。连毛那“反帝”祖师爷都承认的历史事实，您就敢否认！
四问金大侠，以您的远见卓识，难道看不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希望全在于良好的中外关系，而中美关系就是中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中国的经济腾飞，全靠西方提供技术、资金和蓝图，中国的政治改革更离不开先进的西方经验。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惊人成功，全靠他打开了国门，放手让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长驱直入，资本主义资本输入遍及全国，这才迎来了全面的经济繁荣。９０年代末一个美国学者曾在与爱国壮士李希光的电视座谈中指出：方今之世，美国可以没有中国，但中国不能没有美国，能言善辩如李某人者，竟然无言以对，因为人家说的虽然难听，却不幸是事实。
所以，任何一个长了眼睛的人都应该能看见，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关系，是中国乃至中共政权的生命线、幸福线（按，这是文革期间用来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肉麻话语，用在这里倒是实事求是），而仇外思潮乃是拳匪余绪，是中国人特有的自绝经络的拿手好戏，是针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英明举措的反动逆流。这些顽固派得逞之日，也就是共党政权自行拔去输氧管、输血管、“切脐自杀”之时。
共党政权垮了，who care策那？（请大侠勿要以为阿拉英文不行，这是区区在下从美国八龄童那儿学来的正宗美语，勿是英语哉）。只是正如已故网人呼延宇先生形像地指出的，我党那臃肿的身躯太狼抗，一旦轰然倒地，只怕要把地球砸个大坑，让亿万黎民为他们殉葬。莫非这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金庸先生梦寐以求的事？
这些无耻谰言，若出自党官之口，倒也不足为怪，甚至可以原谅──毕竟，人家得忠于王事嘛。我所不解者，便是金大侠说出这些他明知是弥天大谎的无耻话语来，到底有什么必要？
如金大侠本人在《天龙八部》中所说，星宿派人众其实也不是天生就那么下流，无非是误落匪巢，吹牛拍马成了生存首要前提。形格势禁之下，不得不随众无耻献谄。开头还难免脸红，久而久之便习惯成自然了。
我在《马屁之邦》系列里曾经引用过这段话，并说明那些话其实是讽喻文革期间的中国的，更表示了我由衷的困惑：如彭定康英明指出的那样，后毛时代中国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进步，就是公民享有“不谈政治的自由”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有点良心的同志就算没胆量讲真话，起码可以不谈政治吧？那为什么网上还会有这么多专门厚颜文过饰非的党朋呢？
我后来总算打破了这困惑，那就是既得利益使然。捍卫既得利益乃人之常情。芦某人称“芦老邪”，不是草不吃料不进、以作“骨气秀”为专业的“清流”，还是能通情达理的，所以觉得网上的爱国志士和那些拿了台湾或轮子的钱的民运好汉一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桀犬吠尧，其实都是各为其主，可以理解，值得同情。
但这显然不适用于金大侠。在不佞眼中，金大侠可谓“富贵完人”，什么都有了，比《肉蒲团》上的未央生还幸福：作了天下第一大才子，成了天下第一大名人，当了天下第一大富翁，睡过天下许多美貌佳人，又有英国护照，在各地广筑华厦，“且自逍遥无人管”，又何苦临老自渎自污，干出那一系列龌龊事，说出那许许多多无耻话来？任何一个稍有良心的人身处此境，只怕日后清夜扪心，只怕都要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涔涔汗下吧？
歪？
我不明白这歪，我只觉得云儿的断语太过忠厚，简直是滥忠厚滥好人。云儿说金庸惨遭什么“政治绑架”，呸呸呸！小丫头胡说八道！有谁绑架他了？有谁能绑架、敢绑架金大侠？分明是主动送货上门卖淫。如果说是为生计所迫卖身，那还可以理解和原谅，可问题就偏偏在这里：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干出这些丢脸烂污事体来！
想来想去，我只能得出一个痛心的结论：金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过了头，不知见好就收，知足常乐。什么都有了，却还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不知道珍惜人生的“残缺美”，却硬要去多事，愣要去练被张无忌明智地放弃了的“乾坤大挪移”第七层功夫里的那一十九招，想“占尽风情向小园”。整个悲剧就在这里。
以此观之，则一切怪象脉络毕现：成了文豪兼富翁，又恨自己学问不够。光有这种遗憾也没关系，自己去默默做学问就是了。可惜他又耐受不了那寂寞，他想的不是“做学问”而是“做学者”，要的不是学问，而是世人承认他有学问，这完全是两回事。真正热爱学问的人是以做学问自娱，如芦某以蒙面上网胡涂乱写自娱一般，其中并无什么功利考虑。而金大侠所谓“做学问”，乃是“在世人面前作学者”，所以他非得去当院长、教授、博导不可。离开这些外在符号象征，就无法显示出他的学者地位来。
可悲的是，金大侠这么做，反倒把自己弄成了笑柄。吾不知他招不到博士生时，可曾恨无地缝可入？其实按他既有的文名，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扇子，已经是文人难以企盼的第七层功夫了，如果他知足守拙，又岂能自辱若斯？
那媚共言行又何尝不如此？大侠夙有大志，青年时代就立志从政，在外交领域里大展雄长，可惜生错了门庭，困顿香岛一隅，虽然名利色三收，毕竟不曾在大国政坛呼云唤雨，到底意难平。好容易盼到再不实行出身歧视的青天上台了，当然要不甘寂寞，效犬马之劳，俾日后青史留书，在“大文豪、大富豪、大学者”之外，再加一美谥：“大政治家”。
金大侠这些小聪明，颇富阿拉下江人的精明气息，倒有三分像他笔下的大清鹿鼎公、抚远大将军韦公讳小宝。两人都根本不是什么“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不过是善于钻营牟利的小滑头罢了。唯一的区别是，小宝有不可跨越的底线，只爱财爱色，不爱名爱权，为了不背叛朋友，不惜弃薰天权势如敝屐，而金大侠不但出卖了良心，出卖了一代港人的民主权利，甚至出卖了庇护收养他并保障了他飞黄腾达的整个自由世界。此所以韦公伟大而金公渺小。
以上所说，当然有诛心之嫌，不过舍此心理分析，我还真无法对金大侠那些龌龊言行给出个言之成理的解释来。我一向反对针对文章观点作道德批判，但此文主要批的还是金大侠作为政治家的言行（虽则第一节似乎跨越了这个我自加的戒律，已经遭到网友批判，对此我准备在另文中阐述之），更何况我觉得金庸的主动卖身行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颇有典型代表意义。
最主要的是，作为不可救药的金迷，此文表达的不是痛恨而是深沉的惋惜与痛心。我总觉得，金大侠没有记住、甚至没有理解他在《倚天屠龙记》里让波斯大美人、圣火教教主小昭唱的小曲：
“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而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的。
2006年10月2-6日
写在秋叶飘零之际
下面那两封信是国内一位读者写给我的，我曾在《生命中难以承受之温暖》中引用过他的来信的片断，该文贴出后，国内网友“他妹妹的”介绍了如何突破封锁的办法，我昨日向他转达了，果然有效。于是他来信让我把他的两封来信贴出，作为对网站写手们的感谢，并为我洗刷“自吹”的罪名。
以我之网络生存经验，知道那罪名决不是可以用贴出他的来信洗刷的，许多国人如joke辈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彻底失去了信任他人的能力（或从来没有过这种官能），敢于并善于用最卑污的动机解释他人的行为，不但不以此为耻，还沉醉在这种“洞若观火的洞察力”之中，认为那是大智大慧的表现。所以，我就算贴出这两封信又如何？人家可以说是我伪造的。那当然也有道理：一个大菜籽要伪造两封信又有何难？
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奉命行事，原因有两条：
第一，他在下面第一封信中竟然说要为我和家人祈福，让我感动得literally的热泪盈眶。我从来没想到读者竟然会把我的胡涂乱写，郑重地当成是欠了我的很多好处。其实我虽然“疗愚”不离口，那多半是安心气人而已，内心并不当真。已经说过了，促使我上网写作的是２０００年的台海危机，当时浊气一涌，什么也没想就上网了。到后来就成了惯性运动，一天不写点文字就很不自在，如同天天长跑的人不跑就难受一样。所以，就算我真的给了读者什么好处，那也是无心的。这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古风复现，让我这悲观主义者看到了人性光明的那一面，在感激之余更觉欣慰。
第二，他在第二封信中说明自己并不同意我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不同意我对中国未来的悲观估计，这令我非常高兴。
我写的其实是“盛世危言”，并不是想诅咒祖国，而是看到了潜在危机，免不得要大声疾呼，引起众人警觉，以期防患于未然。我当然知道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也看到危机与希望同在，而伴随经济繁荣出现的社会危机深化恰恰是王朝末年的典型景观：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二月革命前的俄国以及霍梅尼革命前的伊朗都这样，这不是偶然的。
专制政体似乎有个共同的难题：如何在一个高压社会中安全减压。
现代专制社会必然是高压社会。如果一味高压下去，人民倒是毫无怨言，社会也相当稳定，可惜却毫无生机，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为了向社会注入活力，统治者便被迫为百姓有限度的松绑（用难听话来说就是把自由“恩赐”给人民），而这一松绑必然要引出连锁反应，经济倒是上去了，但人民对自由的胃口也给提起来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不满心理。
这儿的主要问题是，从上到下恩赐的自由不是按费厄泼赖的原则分配，而是按“狼羊律”以权力分配的。换言之，当自由兑现成现实好处时，它不可避免地要按权力等级逐级递减，等到好处传到社会底层，已经所剩无几了，那结果就是社会不公以空前规模出现。工农大众虽然也从改革中获益，却相对贫困化了，于是便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吊诡景象──百姓日子比原来好过了，反而比原来更不知足，更怨气冲天了，抗争风潮于焉出现，而这是在“往昔的好日子”里从未见过的。
这就是８９“风波”的由来，它是松绑必然引起的痉挛。如果当局不铁腕镇压，民众就会变得越来越胆大，情绪互相传染，越来越怨气冲天，有可能演成严重事件，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连锁反应的结果，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也是这个原因。辛亥革命更是这种“改革导致政权覆没”的先例。
这种反应为当局始料未及，也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百姓日子好过了反倒更加不满了？此时他们更惊恐地发现自由与专制彼此之间的不兼容性。对他们来说，自由意味着社会动乱，只有施压才能保障稳定，于是他们的应对就必然只会是“收”，也就是把恩赐给百姓的政治自由收回去。
这就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在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１２月党人暗杀后采取的措施，也是８９年后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从赵而江而胡，每换一届班子就收紧一层。８０年代恩赐给中国人民的那点经济自由倒没多少损失，甚至还有增加，但政治自由已经回收得差不多了。如今小胡整垮了竞争对手，巩固了权威，更可以放手实行他的新时代的毛泽东主义了。从这个大背景来看，中立独立的《海纳百川》和芦笛被封杀似乎是必然的。
可惜这不过是鼠目寸光的应对方式。尼古拉的倒行逆施并没有拯救了沙皇统治，反倒使革命以无比血腥横暴的方式爆发，连他全家都被布尔什特党人谋杀了。“收”的好处是它的表面上的立竿见影，正是这种效果的即时性使得它在统治者眼中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可惜他们无法认识到，以施压换来的稳定不过是一种假象。只要原有的社会矛盾没有解决，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并不会因此自动消失，只是被储蓄下来了。专制制度的致命症结就在那“狼羊律”上，施压非但不能带来费厄泼赖，更使得人民失去了及时释放怨气的安全阀，于是当统治者的控制力弱化到临界点时，社会危机就要以空前的烈度爆发。
施压的另一个重大弊病，是统治者把原来可以争取的盟友甚至主动合作者大规模驱赶到敌对阵营中去。一个专制政体下总有改良派和革命派。因为人类本性倾向于求稳怕乱，革命派一开头只是少数极端分子，改良派则是“责任伦理”观念比较强烈的老成谋国之士，对民众有相当的感召力。不幸的是，因为这些人要求政治自由，而统治者此时已将政治自由看成是只会招来动乱的洪水猛兽，于是这些人便不可避免地要变成统治者的眼中钉，最终被当局当成比极端分子还更可怕的敌人而加以镇压，到最后便把自由派逼成了革命派，这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前夕发生的事。
一言以蔽之，专制统治者害怕自由的必然结果，就是让自己彻底丧失了选择自由，把绝大部分人都赶到了敌对阵营里，最后手中只剩下暴力镇压那张牌。这一手一旦因内忧外患不灵之日，就是革命爆发、统治者死得惨不可言之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因为统治者对此前景心知肚明，他们就更加死死地抓住那救命稻草不放，越压越是百病丛生，于是便成了恶性循环：施压——危机深化，人民不满，社会动荡——统治者恐慌，更加施压——危机更深化。这样越到后来便越不敢给百姓松绑，等到最后终于熬不下去时才骤然撒手，可惜已经太晚了，反而触发了大规模革命。俄国沙皇和清室临终前都有过类似的“灭亡前的猖狂一跳”，火烧眉毛时才匆忙决定还政于民，反倒断送了卿卿性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专制统治者们倒颇像瘾君子，而权力就是他们的海洛因“四小姐”。镇压如同吸毒，能立竿见影地消除一切病痛，而越是麻醉自己，那疾病也就越发恶化了，等到最后没钱买海洛因那天，就是大限到日。
因此，所谓改革或改良，其实就是个戒毒问题，需要的是既不至于因戒得太快而引起强烈副反应甚至送命，又能最终戒断。如何才能在一个大国完成这艰巨任务，迄今成功的只有前苏联，可惜人家没有经过文革，原有的社会危机恐怕还不到咱们的万分之一，所以那大概也不算什么人间奇迹。
可惜当局似乎死都不明白上述简单道理，胡中央对海洛因的爱好似乎远远胜过江泽民，上台后明显左转，加大了施压力度。最近国内彻底封杀本网站和芦笛的文字，似乎并不是针对我个人或网站而来的，而是全面加强舆论管制的表现，无论是海纳百川还是芦笛，都不过是飒飒落下的一片落叶，预示的是肃杀深秋即将到来。
那天沙人网友说，芦笛对中共无害，我当即回答道，you know that, I know that, but those idiots do not know that! 一旦沉溺于海洛因，就完全丧失了正常判断力，所以不但王力雄那种举国无出其右的忧国忧民的独立知识分子要被昏庸的共党打成“间谍”（http://boxun.com/hero/2006/wanglx/1_1.shtml），就连临死都还忠于自己的马列主义信念的刘宾雁老都要被视为“敌对势力”，连“狐死首丘”的微不足道的心愿都无法实现。在当局眼中，为和平改造中国殚精竭虑规划方略的王力雄，要比哗众取宠的浅薄骂手余杰可怕一万倍。
这才是统治者最可悲的悲剧：恩将仇报，将解药当毒药，将恩人当仇人。老芦上了榜，so what？不回去就是了，反正父母双亡，最重要的感情纽带已经不存在了。恩将仇报，讳疾忌医，那损失是他们的而不是我的。
如今那位读者却来信说，我过于悲观了，令我欣喜莫名。其实我每次作出悲观预言时，心里的沉重不是可以形诸笔墨的。我又何尝不愿意自己的预言落空？无奈党妈妈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彻底失去了自欺能力，不管感情上何等痛苦，都能正视现实并毫不犹豫地说出令众人不快的大实话来。
然而我毕竟长期脱离了国内生活，预言落空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上次小孙就说，看我议论国事常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让我看了只觉得心花怒放。爱你喂，巴不得有更多的国内网友告诉我，我在上面说的这一切，不过是杞忧而已。
最后谢谢“他妹妹的”网友的热心帮助。
2006年10月5日
--------------------
附录：两封读者来信
From : （删除）
Sent : Monday, October 2, 2006 11:36 AM
To : "ludi hu"
Subject : 还是某国内读者
芦笛先生：
谢谢您的回信。您所说的“国内公安部和安全部都注意上了我”决非戏言，可能还真是确有其事，估计您的这个电子信箱也要通过审查才能收发国内的邮件。从昨天开始，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http://www.baidu.com）”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输入“芦笛文集海纳百川”主题词检索（我基本上每天输入一次，盼望着能解禁，所以对这一变化非常敏感），已经不显示任何海纳百川网站的信息了，而在ｇｏｏｇｌｅ输入“芦笛文集海纳百川”，还能显示网站的信息，但打不开。换句话说，在“百度”，“芦笛”已经成了敏感词。之所以“芦笛”二字没有给过滤掉，是托了广西桂林有个“芦笛岩”的福，若真过滤会对当地旅游业带来经济损失。甚至奇奇书屋不用代理服务器也打不开了，对于我这样的老帮菜来说，意味着今后再也看不到先生的文字了，真是非常遗憾。我转贴的先生的文章，已经有一半根本搜索不到了。“从源头遏制腐败”虽未见什么行动，“从源头遏制芦笛”却已大见成效。
关于我的安全，请先生放心，现在于过去“偷听敌台”时代不同，“偷看敌网”不犯法，只要没有“复制、传播反动淫秽作品”就不构成犯罪。至于我转贴的那些内容（一共４０篇左右），以中性内容为多，还有一部分是“控诉四人帮”的，有那么２－３篇不过是打擦边球，即使有问题，责任也在编辑。平时我的言行也很谨慎，“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做人基本功还是有的。
现实中的本人不抽烟、不善饮，麻将搓的也不精，因为总输，所以始终提不起什么兴趣。现在孩子大学也毕业了，人也快到老年了，才找到看芦文这么个业余爱好，现在连这么点权利被都剥夺了，真郁闷（现在国内青年经常说的一个词）。
再郁闷也得活下去。按照佛教的说法，杀生有罪，包括杀人，也包括自杀（不知为什么笃信佛教的日本人那么喜欢自杀，是不是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佛教和他们的佛教”的问题）。那么活着就要“积功累德”以还前世欠的债，也就是要助人、行善。我前世欠过什么债不知道，只是今生看了先生那么多的文章，欠先生的很多。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我没有胆量给什么“芦笛基金会”捐款，而且估计根本寄不出去。我曾问过一位高僧，如果一个人瘫在床上，不能再是助人、行善的时候，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高僧的回答是：仍然有意义，你可以为自己的亲人、朋友和一切受苦的人祝福和祈祷（念佛）。我想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今生永远也不会见面的、身在异国他乡的芦笛先生祝福和祈祷：衷心祝愿芦笛先生、芦嫂、小芦以及您的家人芦笙、芦萧们一生幸福平安。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某读者
－－－－－－－－
From : （删除）
Sent : Thursday, October 5, 2006 11:03 AM
To : "ludi hu"
Subject : 谢谢-某国内读者
芦笛先生：
我已经用您说的方法将您的文集打开了，也看到了您的那篇涉及我来信内容的文章。若不嫌文字粗糙，我希望您把我的第二封信和这封信的内容也贴上去，算是表示一下我对您的感谢，并替您抹去有人在跟贴中提到的自吹之嫌。
其实，我和先生的政治观点不完全相同。先生的文章，我也并不是篇篇都喜欢。我认为，中国社会现在的积极因素还是很多，社会也在不断的进步，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还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But coin has two sides，先生说的那些负面东西确实也都存在，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而且不是个例（这也是先生文章吸引我的地方）。
至于我的安全，还请您放心。和过去相比，中国还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浏览一下国外网站，转贴几篇“中性”的芦文，可能会影响升官发财，但绝不会危及生命。再说，“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河南话）”。
向海川其他网友表示感谢，“包括那些反对过芦笛并且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反对错了以及反对对了的同志（湖南话）”我也经常看他们的文章，受益匪浅。我只能用这种方式，隔大西洋，向他们“唱个肥诺”。
顺颂秋安
某读者
以我之网络生存经验，知道那罪名决不是可以用贴出他的来信洗刷的，许多国人如joke辈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彻底失去了信任他人的能力（或从来没有过这种官能），敢于并善于用最卑污的动机解释他人的行为，不但不以此为耻，还沉醉在这种“洞若观火的洞察力”之中，认为那是大智大慧的表现。所以，我就算贴出这两封信又如何？人家可以说是我伪造的。那当然也有道理：一个大菜籽要伪造两封信又有何难？
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奉命行事，原因有两条：
第一，他在下面第一封信中竟然说要为我和家人祈福，让我感动得literally的热泪盈眶。我从来没想到读者竟然会把我的胡涂乱写，郑重地当成是欠了我的很多好处。其实我虽然“疗愚”不离口，那多半是安心气人而已，内心并不当真。已经说过了，促使我上网写作的是２０００年的台海危机，当时浊气一涌，什么也没想就上网了。到后来就成了惯性运动，一天不写点文字就很不自在，如同天天长跑的人不跑就难受一样。所以，就算我真的给了读者什么好处，那也是无心的。这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古风复现，让我这悲观主义者看到了人性光明的那一面，在感激之余更觉欣慰。
第二，他在第二封信中说明自己并不同意我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不同意我对中国未来的悲观估计，这令我非常高兴。
我写的其实是“盛世危言”，并不是想诅咒祖国，而是看到了潜在危机，免不得要大声疾呼，引起众人警觉，以期防患于未然。我当然知道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也看到危机与希望同在，而伴随经济繁荣出现的社会危机深化恰恰是王朝末年的典型景观：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二月革命前的俄国以及霍梅尼革命前的伊朗都这样，这不是偶然的。
专制政体似乎有个共同的难题：如何在一个高压社会中安全减压。
现代专制社会必然是高压社会。如果一味高压下去，人民倒是毫无怨言，社会也相当稳定，可惜却毫无生机，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为了向社会注入活力，统治者便被迫为百姓有限度的松绑（用难听话来说就是把自由“恩赐”给人民），而这一松绑必然要引出连锁反应，经济倒是上去了，但人民对自由的胃口也给提起来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不满心理。
这儿的主要问题是，从上到下恩赐的自由不是按费厄泼赖的原则分配，而是按“狼羊律”以权力分配的。换言之，当自由兑现成现实好处时，它不可避免地要按权力等级逐级递减，等到好处传到社会底层，已经所剩无几了，那结果就是社会不公以空前规模出现。工农大众虽然也从改革中获益，却相对贫困化了，于是便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吊诡景象──百姓日子比原来好过了，反而比原来更不知足，更怨气冲天了，抗争风潮于焉出现，而这是在“往昔的好日子”里从未见过的。
这就是８９“风波”的由来，它是松绑必然引起的痉挛。如果当局不铁腕镇压，民众就会变得越来越胆大，情绪互相传染，越来越怨气冲天，有可能演成严重事件，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连锁反应的结果，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也是这个原因。辛亥革命更是这种“改革导致政权覆没”的先例。
这种反应为当局始料未及，也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百姓日子好过了反倒更加不满了？此时他们更惊恐地发现自由与专制彼此之间的不兼容性。对他们来说，自由意味着社会动乱，只有施压才能保障稳定，于是他们的应对就必然只会是“收”，也就是把恩赐给百姓的政治自由收回去。
这就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在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１２月党人暗杀后采取的措施，也是８９年后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从赵而江而胡，每换一届班子就收紧一层。８０年代恩赐给中国人民的那点经济自由倒没多少损失，甚至还有增加，但政治自由已经回收得差不多了。如今小胡整垮了竞争对手，巩固了权威，更可以放手实行他的新时代的毛泽东主义了。从这个大背景来看，中立独立的《海纳百川》和芦笛被封杀似乎是必然的。
可惜这不过是鼠目寸光的应对方式。尼古拉的倒行逆施并没有拯救了沙皇统治，反倒使革命以无比血腥横暴的方式爆发，连他全家都被布尔什特党人谋杀了。“收”的好处是它的表面上的立竿见影，正是这种效果的即时性使得它在统治者眼中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可惜他们无法认识到，以施压换来的稳定不过是一种假象。只要原有的社会矛盾没有解决，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并不会因此自动消失，只是被储蓄下来了。专制制度的致命症结就在那“狼羊律”上，施压非但不能带来费厄泼赖，更使得人民失去了及时释放怨气的安全阀，于是当统治者的控制力弱化到临界点时，社会危机就要以空前的烈度爆发。
施压的另一个重大弊病，是统治者把原来可以争取的盟友甚至主动合作者大规模驱赶到敌对阵营中去。一个专制政体下总有改良派和革命派。因为人类本性倾向于求稳怕乱，革命派一开头只是少数极端分子，改良派则是“责任伦理”观念比较强烈的老成谋国之士，对民众有相当的感召力。不幸的是，因为这些人要求政治自由，而统治者此时已将政治自由看成是只会招来动乱的洪水猛兽，于是这些人便不可避免地要变成统治者的眼中钉，最终被当局当成比极端分子还更可怕的敌人而加以镇压，到最后便把自由派逼成了革命派，这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前夕发生的事。
一言以蔽之，专制统治者害怕自由的必然结果，就是让自己彻底丧失了选择自由，把绝大部分人都赶到了敌对阵营里，最后手中只剩下暴力镇压那张牌。这一手一旦因内忧外患不灵之日，就是革命爆发、统治者死得惨不可言之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因为统治者对此前景心知肚明，他们就更加死死地抓住那救命稻草不放，越压越是百病丛生，于是便成了恶性循环：施压——危机深化，人民不满，社会动荡——统治者恐慌，更加施压——危机更深化。这样越到后来便越不敢给百姓松绑，等到最后终于熬不下去时才骤然撒手，可惜已经太晚了，反而触发了大规模革命。俄国沙皇和清室临终前都有过类似的“灭亡前的猖狂一跳”，火烧眉毛时才匆忙决定还政于民，反倒断送了卿卿性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专制统治者们倒颇像瘾君子，而权力就是他们的海洛因“四小姐”。镇压如同吸毒，能立竿见影地消除一切病痛，而越是麻醉自己，那疾病也就越发恶化了，等到最后没钱买海洛因那天，就是大限到日。
因此，所谓改革或改良，其实就是个戒毒问题，需要的是既不至于因戒得太快而引起强烈副反应甚至送命，又能最终戒断。如何才能在一个大国完成这艰巨任务，迄今成功的只有前苏联，可惜人家没有经过文革，原有的社会危机恐怕还不到咱们的万分之一，所以那大概也不算什么人间奇迹。
可惜当局似乎死都不明白上述简单道理，胡中央对海洛因的爱好似乎远远胜过江泽民，上台后明显左转，加大了施压力度。最近国内彻底封杀本网站和芦笛的文字，似乎并不是针对我个人或网站而来的，而是全面加强舆论管制的表现，无论是海纳百川还是芦笛，都不过是飒飒落下的一片落叶，预示的是肃杀深秋即将到来。
那天沙人网友说，芦笛对中共无害，我当即回答道，you know that, I know that, but those idiots do not know that! 一旦沉溺于海洛因，就完全丧失了正常判断力，所以不但王力雄那种举国无出其右的忧国忧民的独立知识分子要被昏庸的共党打成“间谍”（http://boxun.com/hero/2006/wanglx/1_1.shtml），就连临死都还忠于自己的马列主义信念的刘宾雁老都要被视为“敌对势力”，连“狐死首丘”的微不足道的心愿都无法实现。在当局眼中，为和平改造中国殚精竭虑规划方略的王力雄，要比哗众取宠的浅薄骂手余杰可怕一万倍。
这才是统治者最可悲的悲剧：恩将仇报，将解药当毒药，将恩人当仇人。老芦上了榜，so what？不回去就是了，反正父母双亡，最重要的感情纽带已经不存在了。恩将仇报，讳疾忌医，那损失是他们的而不是我的。
如今那位读者却来信说，我过于悲观了，令我欣喜莫名。其实我每次作出悲观预言时，心里的沉重不是可以形诸笔墨的。我又何尝不愿意自己的预言落空？无奈党妈妈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彻底失去了自欺能力，不管感情上何等痛苦，都能正视现实并毫不犹豫地说出令众人不快的大实话来。
然而我毕竟长期脱离了国内生活，预言落空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上次小孙就说，看我议论国事常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让我看了只觉得心花怒放。爱你喂，巴不得有更多的国内网友告诉我，我在上面说的这一切，不过是杞忧而已。
最后谢谢“他妹妹的”网友的热心帮助。
2006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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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两封读者来信
From : （删除）
Sent : Monday, October 2, 2006 11:36 AM
To : "ludi hu"
Subject : 还是某国内读者
芦笛先生：
谢谢您的回信。您所说的“国内公安部和安全部都注意上了我”决非戏言，可能还真是确有其事，估计您的这个电子信箱也要通过审查才能收发国内的邮件。从昨天开始，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http://www.baidu.com）”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输入“芦笛文集海纳百川”主题词检索（我基本上每天输入一次，盼望着能解禁，所以对这一变化非常敏感），已经不显示任何海纳百川网站的信息了，而在ｇｏｏｇｌｅ输入“芦笛文集海纳百川”，还能显示网站的信息，但打不开。换句话说，在“百度”，“芦笛”已经成了敏感词。之所以“芦笛”二字没有给过滤掉，是托了广西桂林有个“芦笛岩”的福，若真过滤会对当地旅游业带来经济损失。甚至奇奇书屋不用代理服务器也打不开了，对于我这样的老帮菜来说，意味着今后再也看不到先生的文字了，真是非常遗憾。我转贴的先生的文章，已经有一半根本搜索不到了。“从源头遏制腐败”虽未见什么行动，“从源头遏制芦笛”却已大见成效。
关于我的安全，请先生放心，现在于过去“偷听敌台”时代不同，“偷看敌网”不犯法，只要没有“复制、传播反动淫秽作品”就不构成犯罪。至于我转贴的那些内容（一共４０篇左右），以中性内容为多，还有一部分是“控诉四人帮”的，有那么２－３篇不过是打擦边球，即使有问题，责任也在编辑。平时我的言行也很谨慎，“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做人基本功还是有的。
现实中的本人不抽烟、不善饮，麻将搓的也不精，因为总输，所以始终提不起什么兴趣。现在孩子大学也毕业了，人也快到老年了，才找到看芦文这么个业余爱好，现在连这么点权利被都剥夺了，真郁闷（现在国内青年经常说的一个词）。
再郁闷也得活下去。按照佛教的说法，杀生有罪，包括杀人，也包括自杀（不知为什么笃信佛教的日本人那么喜欢自杀，是不是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佛教和他们的佛教”的问题）。那么活着就要“积功累德”以还前世欠的债，也就是要助人、行善。我前世欠过什么债不知道，只是今生看了先生那么多的文章，欠先生的很多。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我没有胆量给什么“芦笛基金会”捐款，而且估计根本寄不出去。我曾问过一位高僧，如果一个人瘫在床上，不能再是助人、行善的时候，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高僧的回答是：仍然有意义，你可以为自己的亲人、朋友和一切受苦的人祝福和祈祷（念佛）。我想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今生永远也不会见面的、身在异国他乡的芦笛先生祝福和祈祷：衷心祝愿芦笛先生、芦嫂、小芦以及您的家人芦笙、芦萧们一生幸福平安。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某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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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 （删除）
Sent : Thursday, October 5, 2006 11:03 AM
To : "ludi hu"
Subject : 谢谢-某国内读者
芦笛先生：
我已经用您说的方法将您的文集打开了，也看到了您的那篇涉及我来信内容的文章。若不嫌文字粗糙，我希望您把我的第二封信和这封信的内容也贴上去，算是表示一下我对您的感谢，并替您抹去有人在跟贴中提到的自吹之嫌。
其实，我和先生的政治观点不完全相同。先生的文章，我也并不是篇篇都喜欢。我认为，中国社会现在的积极因素还是很多，社会也在不断的进步，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还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But coin has two sides，先生说的那些负面东西确实也都存在，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而且不是个例（这也是先生文章吸引我的地方）。
至于我的安全，还请您放心。和过去相比，中国还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浏览一下国外网站，转贴几篇“中性”的芦文，可能会影响升官发财，但绝不会危及生命。再说，“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河南话）”。
向海川其他网友表示感谢，“包括那些反对过芦笛并且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反对错了以及反对对了的同志（湖南话）”我也经常看他们的文章，受益匪浅。我只能用这种方式，隔大西洋，向他们“唱个肥诺”。
顺颂秋安
某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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